經費，既象命題作文，又象計劃管理。這就象一個女人準備生
小孩，申請營養費一樣，有的說我生的小孩將來智力超群，有的說我
生的小孩將來是個大歌星。然後叫一批評委打分評等級，分發營養
費。……透過申報選題獲得資助這一途徑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少有學
術創新價值？”——讀到這裡，我想起美籍華人大數學家陳省身講一
段聽著頗為偏頗，然而卻中時弊的話。他說：“科學最壞的是有計劃。
最好的科學是沒有計劃的，是發現出來的。X光是怎麼發現的？是倫
琴晚上到實驗室，發現這個光太怪，於是去研究，才發現了它特殊的
性質。……最要緊的發現不是上邊有個支援，然後跟著做就做得出來
的”139。
“其次，政府評獎。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而不是哪個部
門的認可，……許多研究成果的真理性經過許多年後才能看出來”，
特別是這一作法又和“增加工資，擴大房子，安排孩子”等聯絡在一
起，“迎合了一些人的虛榮浮躁心理，評出的成果多為平庸之作”。
“第三，評價人文社科成果的許多方法不科學。許多部門、單位
把全國報刊和出版社分三六九等，以此作為論著的質量等級，這種方
法荒唐到連起碼的學術史常識都不顧及的程度。歷史上許多高質量的
學術成果在作者生前沒有機會發表，死後才得以發表；有的投給大報
刊不予發表，在小報刊上發表後證明是高質量的，這些都是人們所共
知的常識”140。
官本位體制對文化學術事業影響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重視官的權威性的同時，在學者中大力推行“群體意識”。——打著群眾路線的幌子，反對個人冒尖。我們國家在培養人才上，從小學生起，就在老師的絕對權威領導下，要求學生處處整齊劃一，循規蹈矩，考試要求統一的答案，發言不喜歡有不同的聲音。到科學研究單位，在統一規劃下確定研究課題，課題的實施也往往要組織“大兵團作戰”。等等。其負面的後果，在此體制下限制精英，培養平庸，對文化學術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傷害。一位學者就這個問題講的意見值得重視：
“在學術和專業發展的歷程中，從業者組成了學會，聚集於大學
或研究機構，這對互相支援、傳遞資訊、獎勵傑出成就等，都起了很
積極的作用。但學術界的體制群體，往往也對創新者有負作用。這部
分是因為新的想法對權威是一種挑戰；在更深的層次上，是多數人恐
懼在新思維的衝擊之下，世代艱苦建成的知識大廈會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臨終才出版他的《天體執行論》，不是因為恐懼教
會的反對（……），而是不敢面對天文學同行的嘲笑。遠在與教會的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9）
矛盾激化之前，伽利略的學說已引起了義大利大學裡服膺亞里士多德
教條的學術權威一致的敵視。現代集合論的奠基者康託就因為他對實
數性質的發現，被當時的數學界權威視為異端，終其一生未能在德國
的重點大學裡獲得教席“141。
1949年前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分析（1）
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建黨64年來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演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從1921年到1928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不存在輕視知識分子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首先是在知識分子中進行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還有方誌敏，都是大知識分子，所以這一階段不存在排斥、打擊知識分子問題。
從1928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為第二階段。當時革命失敗了，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說就是給大知識分子弄壞了，黨內大批引進工人，包括項忠發、顧順章等。大批知識分子被打下去。張國燾自己是知識分子，也殺知識分子，排斥知識分子。
從1936年到1956年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我們是正確的。毛主席提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倡愛護知識分子，提出“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第三階段以後10年，主觀上好象問題解決了，沒有一個檔案講這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