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男子是法定繼承人，而女子則不是法定繼承人。直到唐代，對女子的繼承權才從法律上予以承認。唐代《開元令&；#8226；戶令》規定：“諸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由此可見，唐朝在室女有財產繼承權，在份額上依法律規定獲得未婚兄弟聘財的一半。
明律是這樣規定未嫁女的財產繼承權的，“果無同宗應繼者，所生親女承分。無女者，入官”。＇6＇（戶令）也就是隻有在戶絕的情況，才承認未嫁女的法定繼承權。可見在非戶絕的情況下，未嫁女還不能享有財產繼承權。唐宋元朝的法律也都承認在戶絕情況下，財產由女繼承。所不同之處，唐代《開元令》中“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的規定表明，在非戶絕的情況即可享用。宋代的《喪葬》令規定“若亡人在日，自有遺囑處分，證驗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遺囑的方式，給予或剝奪未嫁女繼承遺產的權利。而元代則明確規定戶絕，女可繼承。可見，宋時還受遺囑的制約，元代則享有絕對的繼承權。相比之下，明律對此規定稍嫌苛刻，那就是必須在“無同宗應繼者”的情況下，女子方可繼承。這種有條件的繼承比之唐、元代的法律規定，無疑是女性繼承權的削弱。總之，明代未嫁女的財產繼承權較之前代大大削弱。
2、在室女的定婚權及違律嫁娶範圍的擴大
定婚雖是當事男女本人之事，但傳統習俗和法律，卻認為這是雙方家長之間的行為交涉，一般很少顧及個人。因為在“父為子綱”以及“在家從父”的綱常倫理下，男女雙方的家長才是婚姻的實際主持者。因此，法律對於婚姻的違例行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責任。
唐、元、明、清律關於定婚的條例一般都是規定對“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的許嫁女，對許嫁女實行處罰，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別。對於許嫁女另許他人，各朝仍視為違法行為，對此女及後夫實行處罰外，又都無一例外的規定：“女歸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還聘財，後夫婚如法。”可見，在定婚的效力上，明代的婦女與前後朝代的婦女基本一致。
明朝對於嫁娶違律的規定上，範圍有所擴大。嫁娶違律是指對於違反法律規定的嫁娶，應當依法予以解除，且處以相應的刑罰。與唐代相比，《唐律》戶婚律規定了同姓（同宗）為婚、尊卑為婚、良賤為婚、娶親屬之妻妾等八種情況屬於違律為婚、應行離異。明朝在《大明律&；#8226；戶律&；#8226；婚姻》中的規定，在唐律規定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典僱妻妾、娶樂人為妻妾及僧道娶妾等條。
在娶親屬之妻妾一條中，元朝蒙古族有“收繼婚”的風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準弟亡而兄收弟婦。由於“收繼婚”是蒙古族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對廣大蒙古族婦女造成必須接受的婚姻事實，大大限制了她們再嫁物件的選擇。而《明律》則堅決矯正這一“胡風”，對“收繼婚”的處罰大為嚴厲，“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這一規定符合漢族的風俗習慣，對明代婦女的再次婚姻締結，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3、在室女的退婚權
定婚之後而解除婚約，稱為退婚或悔婚。明律規定女性可以退婚的三種情況：即“妄冒”、“犯奸盜”、“男家故違成婚期”。其中，“犯奸盜”是明朝開始制定並實施的，而“男家故違成婚期”始於元朝，明清因襲。
這三種情況在明朝具體表現為：首先，男犯罪的情況。“其定婚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者，女家願棄，聽還聘財。”＇6＇（刑令）第二，訂婚後男子無故五年不娶女子。“無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財禮。”＇6＇（戶令）三是在男家妄冒。“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財禮。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離異。”＇7＇（卷六）
可見，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較之於以前幾個朝代，權利更為廣泛，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婦女的婚姻方面的權利。
（二）為人妻的法律地位
在古代社會，妻的概念很寬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說的“主母”，此外還有妾、媵。限於篇幅，下文所討論的“為人妻”特指正妻。
1、妻的人身權
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現在夫妻相互犯罪時的“同罪異罰”，這必然造成妻子的人身權的損害。如妻子毆打丈夫，“杖一百”，至折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