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推行麼！這個古今少有的不畏天命的拗相公王安石竟然被他的政敵們以“畏天命”為理由所擊倒，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6）
青年皇帝絕不甘心變法一事就此收場，但是當時的輿論對於新法的推行極其不利，至少要略作讓步，然後重整旗鼓，捲土重來。經過短時間的磋商，君臣們作出瞭如下決定：王安石因言官批評者太多，堅決自請離開相位外調，出知江寧府。由韓絳代他為相，呂惠卿副之。各項新法雖已暫停，不久又陸續恢復。1074年4月，王安石前往江寧府上任。京城的變法班子立即掀起了內訌。野心家呂惠卿引用親族呂升卿、呂和卿樹立個人勢力，爭奪大權。宰相韓絳等人堅決反對，要求王安石回京復職，趙頊也認為，只有依靠王安石，才能對變法班子進行整頓，1075年2月，安石回到京師。在安石的支援下，皇帝大刀闊斧整頓了變法班子，發現呂惠卿不少貪汙弄權的事實，將他貶出京師。但是經過呂惠卿把持了幾個月之後，君子都被趕走，新進者都是小人，風氣既已變壞，以後的整頓工作也就越來越艱難。
1076年，安石因愛子王雱病逝，哀痛過分，以致病倒，再請罷相回到江寧養病，趙頊只好同意。安石從1068年來京，受到皇帝信任，獨掌大權，前後達9年之久。但是波瀾起伏，壯志難酬。最後心力俱疲，只好引退，回首往事，感慨萬端。最使人痛心的，是原有不少詩友、文友、道義之交、莫逆之交，卻在變法的爭論中成為政敵，幾乎終身不再往來。結果事業難成，友誼又失，悔恨終生！
變法是失敗了嗎？
多年以來，常常聽到一種說法，是王安石變法失敗了，近年來又聽到外國人說：“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國內學者也有跟著這麼說的。我想：這兩種說法有矛盾。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他又怎麼能成為“偉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方案，朝廷沒有透過，根本沒有付諸實施，那可以說是失敗了。或者是，在推行的過程中引起了內憂外患，例如農民起事或者外敵入侵，造成天下大亂，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說是失敗了。歷史事實並不是這樣。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全力主持變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高太后臨朝聽政，停用新法為止，十餘年中變法工作並未中斷，也未造成天下大亂。在這十餘年變法期間，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績，也不論成績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敗的結論。
變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國強兵”。按照這個目的來衡量，變法並未“失敗”。
先說“富國”。變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連祭天大典中賜給文武百官的銀帛都拿不出來；變法之後，年年都有結餘，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後，國庫裡積存的銀兩達到5000萬兩以上，成為整個北宋時期財政上最寬裕的年代。實行新法的結果，墾田面積大量增加，全國高達7億畝，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大大提高。各種礦產品產量和歷史上相比，提高了幾倍甚至幾十倍，財政收入猛增。當然，在實行新法所增加的財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與民爭利，是殘酷地盤剝老百姓而來，這正是司馬光所反對的。但是，就短期內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說，新法至少是部分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再說“強兵”。北宋開國以來，宋太祖趙匡胤用兵謹慎，既沒有赫赫戰功，也沒打過敗仗。宋太宗以外行帶兵，兩次冒險伐遼，兩次全軍覆沒。“積弱”從此開始。以後宋軍對外作戰，幾乎每戰必敗，連對小小的西夏，也沒有打過一次勝仗。新法實行以後，裁汰冗兵，於各地置將訓練禁軍，顯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幾次惡戰，已經有勝有敗。特別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復河湟一帶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殺敵數千，招撫少數民族30餘萬，闢地2000裡，這在北宋軍事史上是一次難得的勝利。“積弱”的形勢已經改觀。
既然在“富國”、“強兵”兩個方面都已見效，我們怎麼能說變法失敗！只能說，在那一段變法時期，宋廷在政策上頗有失誤。當時，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馬光與王安石兩人全都贊成變法，只不過在時間上有緩進與急進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與民爭利諸法的區別。神宗如果能夠耐心一點，在雙方之間盡力協調，變法的步子寧肯慢一點，要求更穩一點，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氣盛，操之過急。凡對新法有不同意見者，一概貶官外調，結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舊兩黨，造成內爭。以後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後，王安石與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