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幫助吧，誰也難說沒有這麼一天。”絕大多數人都不理睬，繼續看他們的報紙。
而乞丐們也知趣地走開，並不糾纏。地鐵車廂裡常貼著這樣的宣傳品：“地鐵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絕。這是你辛辛苦苦掙來的錢，怎麼知道他們會拿這些錢做什麼？把錢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給乞丐。”而行乞的人卻說：“別相信這些鬼話，我們從慈善機構那兒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該相信誰。這時一隻髒手和一隻鐵罐伸到我面前。我猶豫了一下，還是衝他搖了搖頭。心想：“昨天已經給過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這豈不成為一個固定開支專案了？”他走開了。我心裡希望他從別處能要到一點錢。相比之下，地鐵裡的街頭音樂家們倒比較容易得到同情。他們並不開口要，只是賣力地唱呀，彈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還真不錯，中間有不少像東歐來的。他們的收入大概夠上溫飽了。
今年，紐約的雪格外多，天氣已成為新聞中的一條。最近電視新聞剛剛炒完了南希和託尼婭的奧運之爭，又傳來猶太青年被槍擊，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訊息。主播們個個神態嚴肅。這時只有雪是個輕鬆的話題，一個沒有陰謀，沒有暴力，不用擔心傷害任何人的話題。當預報最近還有可能下雪時，主播們都苦笑著搖著頭，說他們的車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們似乎都不喜歡雪。
我從地鐵站出來，雪還在下，但小一點兒了。整個紐約在一片潔白中顯得漂亮可愛。但雪會化的，那時這個藏汙納垢的城市又要原形畢露了。街頭到處會出現動物的糞便，散落的垃圾，無家可歸的人又會臥在人行道的暖氣口上呼呼大睡。當然，霓虹燈會一如既往地閃爍，人們還是那樣地忙碌。
重返校園
我的同學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紐約大學電影進修班學習。班上的同學真可謂是來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國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義大利人、巴西人、法國人。。當然還有我——中國人。紐約是個國際大都會，見到這麼多國家的人並不稀奇，但當這一群人聚在一個教室裡，操著五花八門的口音，睜著或大或小的眼睛，討論同一主題：電影，也就真夠熱鬧的了。
來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奧是個高個兒的小夥子，總帶著熱帶海島般燦爛透明的笑容。他酷愛舞會，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邊的小咖啡館隱約傳出的音樂也能讓他手舞足蹈起來。班上一宣佈週末有聚會，他就會馬上問：“跳舞嗎？”他的英語不流利，急了會把西班牙語說出來。一旦意識到這絲毫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他的意圖時，他就開始做手勢。每個手勢都富有節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於大家對這些手勢大感興趣，卻依舊不明白他要說什麼，他只好又說英語，每句話都帶著：“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以確保我們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製片人，任務之一是負責買午飯。
他選中了中餐，當我告訴他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時，他大為詫異地說：“這已經夠好吃的了，你們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嗎？”“比這個好吃多了！
如果你有機會到北京，我保證各種大菜小吃讓你吃一個月不重樣。”我談起中國菜從來是不遺餘力的。他張大了嘴巴，先是興奮地大呼小叫，然後不無沮喪地說：“可惜我現在還沒有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來自義大利的安德烈是個不足1。70米的小個子，只有二十一歲，一臉稚氣，卻時常要把手插在褲兜裡裝出老成持重的樣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頭來，簡直是一副孩子模樣。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外科醫生，在經濟上支援他。果然是財大氣粗，他租了世界貿易中心附近的一間高階公寓，月租金逾兩千美元，還說：“這個很便宜，而且我喜歡那個能看海的窗戶。”——誰不喜歡啊？！拍電影作業需要不少額外費用。雖說學校免費提供裝置，但膠片給得有限。遇到技術不熟練拍廢了片子，學生們就要自己掏錢。一般學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這個很便宜，你們如果有困難，我包了。”在美國，朋友們在一起吃飯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帳，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動為別人掏腰包。
如果別人謝他，他就搖著頭，很真誠地安慰人家：“這算什麼，很便宜。”
大夥兒對他有點看不慣，但覺得他年紀小，又無惡意，也就不去計較了。不過全班一致認為，安德烈如果當製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錢全賠進去才怪呢，誰叫他樣樣都嫌便宜呢。
班上還有一位同學從瑞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