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代詩人趙翼的一首《論詩五絕》詩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裡演繹出來的。目前演藝圈新舊交替週期縮短,於是這句話又成為“各領風騷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劇一曲火爆,卻沒有潛力繼續發展了。)他認為,這是藝術規律,而觀眾對成名藝術家的苛刻,則是有目共睹的。當姜昆因為行政事務繁忙(他當時任中國廣播說唱團團長),一年後辭去《正大綜藝》主持人的位置時,我茫然了。
製片人告訴我劇組將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時我在大慶實習鍛鍊(大學畢業後我們被要求下到基層工作一年),當我風塵僕僕回到北京時,又聽說劇組決定採用兩組主持人,一組由方舒、方卉姐妹組成,另一組呢,則物色了第二外國語學院的戴宗顯教授與我搭檔。希望透過一個”試用期”,最後敲定其中的一組。這樣的決定對我來說是意外的。但年輕氣盛的我畢竟懂得那不是生事的時候,而是埋頭努力的關頭。實際上,那段時間我一下子成熟了不少。戴教授在學校是位以口才著稱的學者,但在電視主持上,他還沒有任何經驗,導演固然想發揮他學識淵博的長處,但實在也難為了他。而我呢,從過去的小學徒,轉眼要“輔導”別人,天知道有多苦惱。獨自一人時,我哭過,不止一次哭過。但我的倔勁兒又被激了起來:怨天尤人有什麼出息?
路,不是別人鋪出來的,是靠自己走出來的。正是從那時開始,我堅持自己寫稿,而且主動承擔起調動觀眾情緒的責任,比如在錄影前,跟觀眾聊天,講笑話等等,過去,這全是姜昆的“活兒”。那時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自撰的打油詩,可惜寫這篇文章時,那幅字靜靜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裡,不能抄在這裡。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盡的煩惱。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只要記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盡在不言中了。
良師益友趙忠祥
跟趙忠祥老師第一次見面,是我剛剛入訊正大綜藝》的時候。當我知道我將和這位著名的播音員兼主持人在同一間辦公室上班時,那種神秘感和新奇感不亞於第一次出鏡頭。熒屏下的趙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條布褲子,一件半新的T恤衫——幾年後的現在,他還時常穿那件T恤衫,惹得同事們善意地笑他:“老趙,攢錢給兒子娶媳婦呀?”他憨憨地一笑:“你們年輕人,多打扮打扮。”因為他的寬厚善良,小輩們都稱他為“趙大叔”。
我當然極想給這位前輩留個好印象,但又不願冒昧地多言多語,讓人家反感,於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趙也很客氣:“你就是新來的主持人嗎?”“是。請趙老師多指教。”“別客氣。該說的我會說的。好好幹吧,”說完,他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開始整理已經堆成一摞的信件。
與趙老師的第一次接觸就這麼簡單,可以說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沒有給他留下任何印象:電視臺天天進進出出的女孩子,實在太多了。再說自己嘴也不甜。
過了幾天,快下班的時候,我見趙老師似乎沒有什麼要緊事在做,就鼓足勇氣徵求他對我主持的意見。大概見我誠懇,趙老師直截了當地說:“中國人嘛,首先要講禮貌,幾千年的禮儀之邦嘛。你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怎麼可以在節目中對年長的來賓直呼其名呢?”其實我有自己的苦衷:當時製片人明確告訴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類的稱呼。遇到陳強、田華等老前輩,稱他們“同志”吧,似乎有點過於嚴肅,不太適合綜藝節目的氛圍;“先生”、“女士”又不許用;叫“老師”吧,我又不是學表演的,哪兒來的師生關係?總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彆扭。但沒想到這回趙老師一點也不客套,當著辦公室同事們的面指出這一點。我的臉騰地紅了,用很低的聲音把理由說了。沒想到趙老師一點也不同情:“別人讓你別叫你就不叫了?損壞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內情人可以原諒你,但觀眾不會,節目是最後的標準,你不能跟觀眾說: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沒有功勞有苦勞’的說法,在電視這行行不通。”
《正大綜藝》往往是集中錄影,通常是一週錄十幾集,最多達到八天錄了二十四集。這意味著一個缺憾會在電視上呆上幾個月。就拿稱呼的問題來說吧,雖然在節目開播後的第三個星期,趙老師就指出了這一點,但在這以後的十週內,觀眾還是看到我在電視上沒大沒小的。每週看《正大綜藝》,都成了我的一種負擔,真想變成鴕鳥,把頭埋到沙子裡去。這樣的錄影方式對我這個新手,的確是很不利的,很難及時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