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及時糾正。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鍛鍊了我。那些缺點被重複得越多，給我的教訓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錄影，我真會使出全身解數，恨不得脫胎換骨。
這樣高強度的集中錄影，到了最後幾天，簡直就成了疲勞戰。特別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點鐘要開始化妝，晚上還要討論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個小時站在強光下，要保持亢奮的狀態，還要隨時準備臨場發揮，體力上腦力上的負擔都很重。有時想不出什麼好點子，似乎總有一個聲音在說：“算了吧，這集就湊合吧。”但是劇組的同事們不甘心這樣，我也不甘心這樣，因為“沒有功勞有苦勞”的說法，在電視這本字典裡是不存在的。我們一時的馬虎，到了觀眾那兒，就是幾億人的失望。
話說回來，我雖然從心裡感謝趙老師對我的批評，但也有點兒灰心：這下，這位趙老師對我的印象肯定壞透了。以後見到他，竟有些怕起來。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綜藝》開播後的第五個月，我大學畢業後被正式分配到中央電視臺國際部工作。我申請做編導而不是專職播音員。而我參與制作的第一個系列節目是《我們亞洲》。這是當時為配合亞運會製作的每集十五分鐘的紀錄短片，每天在《新聞聯播》後播出一集，內容是介紹一個亞洲國家的概況。組裡的編輯們信任我，讓我試著寫第一集《亞洲概述》的稿子。我採用了抒情散文的風格，借鑑了但抖神曲》的開篇的意境。記得我寫的第一句話是：“蒼茫乾坤，日起東方。”當時，擔任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趙老師。他讀了這篇稿子後，很高興地走過來對我說：“這是你寫的稿子嗎？寫得不錯，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後，他對我說，主持人的語言功底至關重要，而語言功底的根本在於寫作。不少主持人請教他如何樹立電視形象等等，都是捨本求末的做法。一離開別人的稿子就說不出一句整齊的話來的主待人，是沒有前途的。
“你是塊幹主持人的料。”
趙老師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對前三個月兩班主持人馬並不成功的試用期，國際部決定請趙老師出馬，與我一起擔任《正大綜藝》的主持。老趙遲疑之下，終於答應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而我將有這樣一位“大叔”作靠山，心裡也踏實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經驗使我多少有了長進，觀眾也對我抱著肯定的態度，按電視圈中人的評價，我算是已經站住了腳跟。但如何進一步發展，我心裡沒底。”跟著趙老師學，一定沒錯。”我這麼想，於是在工作上也格外賣力氣。
對於主持，我一直抱著學生的態度：凡事查閱資料，力求全面準確，北京圖書館是我週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兒，我才發現目前國內介紹海外的大眾型的資料常侷限於人口、地理、歷史、宗教等枯燥的數字與史實，可讀性 不強，在電視上說出來就更是味同嚼蠟。還好，我的英語背景派上了用場，圖書館有關世界各地的旅遊方面的英語參考書，我幾乎全看過，不同的百科全書也是我經常查閱的資料。觀眾反映我知識面比較寬，這其中固然有在學校打下的基礎，每次錄影前的資料收集更幫了不少忙，但這一番苦功也有負面作用：我總想把這些查詢來的資料都用在節目裡，所謂“敝帚自珍”吧，以至於把串聯詞搞得很像檔案館。趙老師認為，這樣掉書袋會使節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講個人經歷，多一些真情實感。
比如在河南錄製《正大綜藝》時，他大談與河南的淵源——原來這裡曾是他下幹校鍛鍊的地方。當年他是連隊的養豬員。說起養豬起圈，他津津樂道：“那時候，豬是連隊的主要財產之一，把這份工作交給我，那是領導多大的信任哪！”老趙講得起勁兒，觀眾聽得入迷，這樣的主持，簡直就是與朋友聊天，真是一種享受。我服了：資訊不僅是指硬性的數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負載的資訊量更直接，更能打動人心。我這個總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輕人，在與趙老師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歸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閱歷淺薄，還做不到這一步，但起碼明白了這是一種目標和水準。
在與趙老師的交往中，我瞭解了更多的他的個人經歷。“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審查物件，被終止了播音工作，不能與妻子團聚，幾乎隔離式地獨自伺弄著十幾頭豬。除了養好豬，還能有什麼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嗎？夜晚，望著星光閃爍的天空，自稱“雖非棟樑材，亦非尋常木”的他如何設想自己的未來，或者敢有什麼設想嗎？二十幾年後的今天，他成了公認的權威，受到全國觀眾的尊敬和信任。但他並不是人們傳說中的中央電視臺的臺長，甚至連組長都不是。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