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著他訓斥，一點兒也不反駁，只盼著過一會兒他心平氣靜以後會想通的，可他一直沒回電話。
“呃，爸爸今天來不了，”我對大衛說。“他……關節炎犯了。你知道的，老年人腿腳常有毛病。”
“哦。”他的下巴動了一下。
“我很抱歉。”
“不必。沒什麼。”他鼻孔張大，那股傲慢氣又深了一點。
“對了，你是搞貨幣交易的？”
“對。”
“哦。”我看著他。“你一直住在費城嗎？”
“除了旅行都在。”
“我猜，旅行的時間更多吧。”
“對。”
我拿起調羹。“常到些什麼地方呢？我是說，你旅行的時候。”
“大部分是歐洲，有時到東京。”
“去過德國嗎？”
“去過。”
“那是你父母的祖國。”
“對。”
我這句話讓氣氛變得令人不安了——我從來就不擅長喝酒時閒聊。於是我竭盡全力，儘量不去想他有多麼像保羅·艾弗森。然而這就像儘量不去想一頭粉紅色的大象那麼困難。
服務員端來了三明治。他小心翼翼、整整齊齊地咬了幾口，然後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在盤子裡，雙手交叉放在前面。“你呢？你的工作？”
他終於提了一個問題。這種勉強的交談肯定讓他感到尷尬。“影視製片人。”
“真的？”他的嘴角意外地飛出了一個親切的微笑。“我一直想執導一部作品”
作品。而不是片子。他看上去完全玩得起數碼攝像機及其全套裝置，甚至包括現在市場上的那種編輯軟體。
“當然可以啊，現在人人都可以做的。”
他聳聳肩。
“你可以用家人來練手藝嘛。”
他搖了搖頭。“我並不想做家庭生活紀錄片；而且我也沒有家人。”
無妻，無子。不會有殺人犯了。
“我沒做故事片，是為企業客戶拍商業廣告。”
“可你懂啊。”
又是一個微笑——燦爛、坦誠，就像老爸照片裡萊爾的微笑。
一陣刺痛的快感傳遍我的全身。“當然，我也不會一直都拍商業廣告片，總有一天……唉……誰說得準呢？”
“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就是看電影。上中學時我在電影院打工。”
“打工！引座員嗎？”
他點了點頭。
我閉上一隻眼睛，浮現出一個長著青春痘、穿著紅色夾克衫的少年在電影院裡領著觀眾找座位的情景。“那麼，你最喜愛的影片有哪些？”
他舉起手掌。“這可不行，我記不住那麼多。”
我咧嘴而笑。“只說前五部。”
“還是很難。”他看著我身後，把三明治都忘了。“我想想看。”他舉起一隻手。“有《正午》，《教父》。”說出一部就放開一根指頭。“《公民凱恩》，《七武士》……還有……《阿爾及爾之戰》。”他攤開手指，頗為得意。
我的眉毛上揚了一下。“很不錯。”
他拿起剩下的三明治，塞進嘴裡。
“我給你補充三部。”
他停止咀嚼，微笑不再：“我漏掉了什麼？”
“《卡薩布蘭卡》，《雙重賠償》，《熱情似火》。或許還有《洛城機密》。”
“頗有好萊塢範兒，對嗎？”
“全靠片廠制9！”
他向後一靠，眯起眼睛看著我。“不適合你。”
“有眼力。”我再次咧嘴而笑。“我以前常拍紀錄片。對了，咱們言歸正傳……我是說你的家庭……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他拿起餐巾紙擦著嘴唇。
“我跟你說起過砸腦袋——就是斯庫尼克先生——電話裡說的——”
“我也說過我不知道他的情況。”
“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我見過一張砸腦袋的照片，大約在二戰期間拍的。他身邊站著一個女人，女人是黑頭髮，抱著嬰兒。我猜想他們是一家人，照片是在歐洲拍的。”
他喝了一小口茶。“歐洲什麼地方？”
“不知道。”
“你帶著嗎？那張照片？”
“沒有。很不巧。照片——沒帶。”我擺弄著調羹。“他們站在一座橋上，地面是鵝卵石，背景中有一座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