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行省、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尚未受到衝擊，都城君士坦丁堡也安然無恙，但他們不敢心存僥倖。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嚴陣以待，包括建築了一系列巨大的防禦城牆。
這些城牆連同分割歐洲和亞洲的河道水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匈奴王阿提拉在奪取多瑙河北部之後，曾侵掠巴爾幹半島達十五年之久。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奴人納貢以換取和平，後者由此獲得了大批的珠寶和黃金。透過各種贖金和賄賂從羅馬人手中拿足財富後，阿提拉又轉道向西，但他的鐵蹄卻遭遇到了阻礙——不是羅馬軍隊，而是匈奴的宿敵們。在公元451年的卡塔洛尼平原（位於今法國中部）戰役中，阿提拉被一支由眾多草原部落民族組成的聯軍打敗。匈奴王在新婚之夜（並非首次）死去。他興奮過度，最終因腦出血死於睡夢之中。據當時人描述：“他平躺在那裡，沉浸在美酒和美夢中……醉酒而死對一個馳騁沙場的王者來說是一種恥辱。”
那些日子裡，人們更願意談論羅馬崩潰後的世界將何去何從，而不是將其視作“黑暗時代”。但即便如此，當時的慘象也如一位現代學者所說的：哥特、阿蘭、汪達爾和匈奴橫掃歐洲和北非，他們燒殺、姦淫、掠奪的程度已難以言述；帝國的文明水準一落千丈，石構建築幾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徹底崩塌；曾經能將陶器遠送至蘇格蘭愛奧那島（Iona）的長途貿易線路，如今被地方市場的小商品交易所佔據；據格陵蘭北極冰層汙染檢測表明，當時的帝國冶煉活動大幅縮減，其技術已回落到史前時代。
當時的人無法理解世界秩序的崩潰到底意味著什麼。“為什麼（上帝）讓我們比部落蠻族羸弱？為什麼讓我們遭受如此煎熬？”5世紀基督教作家撒維安（Salvian）感嘆道，“為什麼讓我們被蠻族征服？為什麼讓我們臣服於敵人的統治？”他總結出的答案很簡單：我們有原罪，上帝在懲罰我們。也有人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歷史學家、非基督教徒佐西姆斯（Zosimus）就認為，羅馬人堅守自己信仰的時候可以稱霸世界，一旦他們放棄信仰轉而接受新宗教，災難便降臨了——這不是一種臆斷，這是事實。
羅馬的崩潰讓亞洲的基督教徒們鬆了口氣，抵抗草原部落的共同目標讓他們與波斯帝國的關係大為改善。而且隨著羅馬的衰落，基督教對於波斯人來說，再也不像一個世紀以前君士坦丁大帝率兵進攻波斯並試圖解放那裡的基督教徒時那樣頗具威脅，如今甚至都很難在波斯找到基督徒的蹤跡。因此在公元410年，一系列由國王伊嗣俟一世（Yazdagird I）提議的會談開始舉行，目的是為了正式確立基督教在波斯的地位，並規範其信仰。
如同在西方一樣，亞洲的基督徒對於“跟隨耶穌”的準確含義、信徒該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表達和追求自己的信仰等方面，都產生了許多分歧性的見解。前面說過，科德在3世紀的碑文中提到兩種基督徒，即通常意義上的波斯本地皈依者拿撒勒以及被羅馬帝國放逐的基督信徒。他們的崇拜方式和宗教教義均不同，這並不奇怪，因為像在伊朗南部法爾斯（Fars）的阿爾達希爾（Ardashīr）等地就有兩種教派，一派是用希臘語佈道祈禱，另一派則用古代敘利亞語。不同教派的衝突有時會釀成暴力，比如在蘇茲阿納（Susiana，位於今伊朗西南），主教們都試圖用拳頭來與對立派算賬。在波斯帝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泰西封，主教們試圖為當地所有的基督教團體建立統一的秩序，結果卻困難重重、不了了之。
其實，要想解決教派衝突，莫過於一次性消除所有分歧，就像早期聖徒們在一開始所嘗試的那樣。“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聖保羅提醒加拉太人，“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詛咒！”（《加拉太書》1：9）傳福音——顧名思義就是“傳遞好的訊息”——靠的是確定的經文，這樣便能解釋聖子是誰、他要傳達的準確資訊是什麼，並確立統一的信仰體系。
為了結束西方早期基督教爭論不休的局面，君士坦丁大帝曾於公元325年在尼西亞（Nicaea）組織了一個宗教公會。來自帝國各地的主教聚集在一起，就聖父、聖子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這是導致爭端和教派分裂的主要問題），同時也解決其他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尼西亞公會議的成果是在教會的組織結構上達成了一致，解決了計算復活節日期的問題，並將基督教信仰的內容立典成文，即現今仍存於世的《尼西亞信經》。君士坦丁此舉意在解決宗教紛爭問題，以確保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