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參戰的“至高無上的”聖火被羅馬人奪走並扔進了河裡，瑣羅亞斯德教的大祭司和眾多帝國要員統統被淹死。熄滅聖火是一個頗具挑釁性的舉動，意在動搖波斯宗教信仰的基石。這一訊息引起了羅馬上下及其同盟國之間的一陣狂歡。
隨著戰爭愈演愈烈，信仰變得至關重要。例如，當士兵因為軍餉縮減準備發動暴亂時，指揮官便會拿出耶穌的聖像，讓士兵們知道為皇帝效勞就等於是在為上帝效勞；當波斯國王庫思老一世於公元579年去世時，有人竟信口開河地宣稱：“聖光將圍繞他閃爍，因為他信仰基督。”強硬的宗教觀還驅使著君士坦丁堡對瑣羅亞斯德教發起激烈的攻擊，說它低階、虛假、頹廢。阿伽提亞斯（Agathias）寫道，波斯人在瑣羅亞斯德教義下已經養成了“一種離經叛道、腐化墮落的習俗”。
向帝國邊疆的臣民灌輸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軍國主義思想，能夠讓他們更加盡心盡責地服務帝國。對於阿拉伯南部和西部部落，羅馬經過一番周折並承諾給予物質獎勵後，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援。授予皇家頭銜——這種新的皇室親屬關係能讓獲得者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同樣能讓更多的人堅定地追隨君士坦丁堡。
這種與波斯對峙期間的強硬宗教態度給羅馬帶來了苦果。因為某些部落所接受的基督教並非公元451年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上定義的基督教，而是其他派別的基督教，對基督人神二性的看法差距甚大。隨著君士坦丁堡發出強硬的宗教宣告，羅馬人與他們在阿拉伯的長期盟友加薩尼人（Ghassānid）的關係也變得緊張了。或許是由於各教派之間的相互猜疑，原先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在這個敏感時刻發生了破裂。這為波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可乘之機，他們控制了阿拉伯西部和南部的港口與市場，並新建了一條從波斯通往麥加和歐卡茲（？Ukā？）的陸路通道。根據伊斯蘭的傳統說法，這種變化促使一位麥加的當地領袖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任命自己為羅馬帝國在麥加的“飛拉哈”（Phylarch），即護衛者。日後，這些擁有皇室頭銜的麥加護衛者將被皇帝授予“奧斯曼”（？Uthmān）的稱號。類似的任命在耶斯里卜（Yathrib）同時進行，不過是以波斯的名義。
阿拉伯半島上的局勢持續緊張，而北部主戰場上的拉鋸戰卻毫無進展。最終，歷史的轉折點沒有出現在沙場，而是出現在波斯的宮廷。6世紀80年代末，一位叫瓦赫蘭（Vahrām）的極富名望的將軍（他曾打敗突厥人，穩固了東部邊疆）自恃功高，背叛了波斯國王庫思老二世。國王逃到君士坦丁堡，向羅馬皇帝摩里斯（Maurice）尋求支援，條件是割讓高加索山脈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大片疆土，並歸還達拉。公元591年，庫思老二世得以重返家園，他與他的對手進行了交涉，談判出乎意料的順利。隨後他便開始著手兌現自己的諾言。如一位知名學者所說，那是一個“凡爾賽會議”般的時刻：太多的城池、據點和戰略要地都拱手送給了羅馬人，甚至將波斯腹地的經濟政治中心都暴露給了對方。波斯所受的屈辱如此之大，註定會有猛烈的反撲。
過去二十年的激戰中，勝利的天平始終搖擺不定。綜合來看，似乎是羅馬在外交和政治上佔據了較大的優勢。如今它擁有了曾經夢寐以求的擴張基礎，終於有機會可以在近東建立自己的永久統治。正如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所指出的，從河流、湖泊和山脈來講，跨越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並沒有太多的邊防據點，這意味著羅馬勢必奪取更多的周邊領土來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庫思老二世雖然奪回了王位，但代價未免太高。
然而在隨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局勢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公元602年，羅馬宮廷發生政變，皇帝摩里斯被他的將軍福卡斯（Phokas）所殺。庫思老二世看到了機會，提出要重新談判。他在攻取達拉——羅馬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防禦要地——的戰役中找回了自信，也從福卡斯的奪權行動中吸取了教訓，進一步鞏固自己在國內的統治地位。當聽說新一波蠻族正在進攻巴爾幹半島時，波斯國王的野心迅速膨脹。之前用於統治阿拉伯北部歸降民族的傳統管理方法全被廢除，邊疆地區被重新整合，以適應波斯人的擴張。
波斯對基督教徒的監管非常嚴密。基督主教們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戰爭不是好事，波斯對羅馬的敵意通常會讓他們因勾結罪受到懲處。公元605年，波斯國王親自主持新一任元老的大選，並邀請基督教高層人士參加。這是在有意釋放友好的訊號，向少數派宗教人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