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這和威尼斯、熱那亞、比薩和阿瑪菲的崛起過程如出一轍，其關鍵都在於東方貿易。
義大利南部的情況也是一樣。中世紀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數諾曼（Norman）僱傭軍，他們先是在11世紀統治了普利亞（Apulia）和卡拉布里亞（Calabria），之後漸漸發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裡，他們拋棄了僱傭他們的拜占庭老闆，將目光轉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島——一個財源充足並極具戰略意義的據點，它連線著北非和歐洲，控扼著地中海。
所有繁榮的關鍵都在於貿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最佳市場到底在君士坦丁堡還是在阿鐵爾，在巴格達還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紀）在馬迪亞（Mahdia）、亞歷山大港、開羅，這些問題都已經不太重要。儘管對一些地點的控制權在政治和宗教上意義重大，但對絕大多數商人來說卻無關痛癢。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到哪裡做生意或者和誰做生意，而是如何透過倒賣那些奢侈品賺到更多的錢。在8世紀到10世紀期間，常見的商品是奴隸。但是隨著歐洲東西部經濟的發展，外加伊斯蘭銀幣的大量湧入，城鎮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緊隨其後的是城鎮之間聯絡的強化以及貨幣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活動開始以貨幣為基礎，而不是（比如說）以毛皮為基礎。隨著這一轉型的出現，地方社會開始變得更為複雜、更為成熟。社會開始分層，都市中產階級也湧現出來。金錢，而不是人力，成為了與東方貿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對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東方，其本身也在發生改變。到了11世紀，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亞邊疆逐漸趨於瓦解。與巴格達政權一樣，中亞的各個伊斯蘭王朝長久以來一直從大草原上僱傭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們對待北歐和西歐外來人的做法。薩曼（Sāmānid）等王朝從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僱傭兵，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隸軍。但隨著這些僱傭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不僅成為了正式兵，還開始進入指揮層。於是不久之後，伊斯蘭高層官員就開始為自己的實權擔憂了。軍隊確實應該重用志向遠大的人，但絕不能把王國的權柄讓給這些人。
局勢發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紀初，一個以加茲尼城（Ghazna，位於今阿富汗東部）為中心的新帝國橫空出世，其建立者是過去一位突厥奴隸將軍的後代子孫，他們能將無數的兵力調動到戰場上。同時代的某作家將他們比作“蝗蟲或螞蟻，不可勝數，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加茲尼人征服了從伊朗東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並有力推動了藝術和文學的發展。帝國中湧現出許多著名作家，如費爾杜西（Firdaw私），中世紀早期波斯文學中最著名的史詩《王書》（Shāhnāma）的作者——儘管近期的研究認為，大詩人可能並沒有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親自去阿富汗宮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國（Qarakhānid）的突厥人則是巴格達政權衰落的受益者。他們逐步佔據阿姆河（流經今烏茲別克和土庫曼的邊界）北部，由此獲得了對中亞河中地區（Transoxiana）的控制權，並與加茲尼人達成協議，將大河作為雙方所轄地域的分界線…像他們的鄰居一樣，喀喇汗人也積極扶持學術事業。倖存下來的最著名的文獻也許是麻赫穆德？喀什噶裡（Ma？mūd al…Kāshgharī）編撰的《突厥語方言詞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詞典將喀喇汗王朝位於中亞的都城八剌沙袞作為世界中心，精緻的地圖充分地展示出這位博學者是如何觀察他所在的世界。
當時還有更多的文字創作，詳細記載了一個活躍富足社會中的優雅生活及擔憂。其中比較傑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 ？ājib）於11世紀末期在喀喇汗國寫就的《福樂智慧》（Kutadgu Bilig）。這篇長詩充滿了勸誡性的哲理，內容既有君王該如何處理危機、悉心納諫，也有富人該怎樣主持一場盛大晚宴。當我們看到當代有些書籍就顯而易見的交往禮節喋喋不休的時候，我們很難不敬佩這位一千年以前建議統治者認真籌備晚宴的作家：“杯子和餐布要乾淨，房間和廳堂要整潔，傢俱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飲料要有益健康、清潔可口，這樣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滿意。”他還建議道，不能讓客人的玻璃杯空下來，對待遲到者要寬容大度，不要讓任何人覺得沒有吃飽或心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