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英帝國的頸動脈”。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正從世界心臟中抽取黑色的血液，輸入到自己身上。
於是，到了1918年初，人們的注意力早已經轉向如何塑造戰後世界以及如何瓜分勝利的戰利品了。但問題是，善於交際的政客、性急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拿著地圖和鉛筆的設計者，在歐洲各國首都所達成的交易與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相符。對領土的瓜分都已經規劃好了，英法兩國的利益將得到擴充和保障，但是當涉及到實質問題時，事情卻變得複雜起來。
例如在1918年夏天，英國上將萊昂內爾？鄧斯特維爾（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從波斯西北部向裡海進軍。同時其他高階軍官被派往監視高加索地區，以確保土耳其人不會佔據控制亞塞拜然的油田、裡海以南地區或通向阿富汗邊境的中亞鐵路。這是典型的伸手過長，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土耳其的先頭部隊包圍了巴庫，在放鄧斯特維爾一條生路之前將他圍困了六個星期。當地人在該城投降之後實施了報復性的血腥屠殺。
恐慌之情包圍著倫敦的印度事務部的官員們，他們極力請求向中亞派出情報人員，以監視土耳其復興及俄羅斯動盪的後續發展。撒馬爾罕地區、費爾干納谷地和塔什干的暴動和遊行示威，為奧斯曼帝國能夠在全境爆發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初，國務大臣在給印度總督切爾姆斯福德勳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寫道：“因為俄羅斯中央政府的倒臺，以及俄國軍隊的瓦解，所有對土耳其斯坦當地居民的有效統治都消失了。”
出於對這一地區高漲的穆斯林反英情緒的擔憂，英國政府派出使節監督局勢的進展並且著手開展親英宣傳工作。英國向喀什和麥什德派出官員以瞭解當地居民的心態，但對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干派遣武裝部隊，或者是否推進更加不切實際的計劃——例如慫恿阿富汗的埃米爾向西擴張，並佔據從穆爾加布（Murghab）河谷到梅爾夫一帶的地區——的討論都舉棋不定。俄國革命之後，隨著自我表達甚至是民族自決的呼聲越來越大，整個烏克蘭、高加索和中亞地區都萌發了新思想、新認同和新渴望。
當那些奪取了俄羅斯政權的人發現他們的國際革命夢想在歐洲受到了挫折時，他們將注意力投向了亞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熱情投入到東方的革命事業中來。“當前局勢下，在印度成立蘇維埃政權，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給同事的備忘錄中寫道，“我們要先從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終進入巴黎和倫敦。”
來自“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連同那些來自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阿拉伯半島等地的勞苦大眾，被召集參加了1920年在巴庫舉行的一次會議。作為布林什維克黨最主要的煽動者之一，托洛茨基的發言毫不隱諱。他告訴聽眾：“我們現在的任務是點燃反對西方的聖戰之火”，時機一到，“我們要教育東方的民眾憎恨富人、反抗富人”。這意味著反抗富有的“俄羅斯人、猶太人、德國人、法國人……從打倒英帝國主義開始，發動一場真正的人民聖戰”。換句話說，東西方最後對決的時刻到了。
這種說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現場的歡呼聲，一些人還開始採取行動，如《布林什維克主義與伊斯蘭民族》的作者、知識分子穆罕默德？馬拉卡圖拉（Mu？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亞洲的穆斯林地區極力宣揚社會主義的優勢。報紙、大學和軍校紛紛在中亞成立，使得當地民眾更為激進。
蘇維埃政權展示出驚人的靈活性，他們願意同任何有助於其事業發展的人妥協。例如，在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試圖疏遠英國並對開伯爾（Khyber）西部的駐印英軍發起攻擊後，布林什維克領導人幾乎毫無顧慮地向他傳達了善意。儘管這次軍事行動以慘敗告終，但布林什維克政權很高興他們能在東方找到一個盟友，並向後者提出了援助建議，宣稱將東方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是革命事業的根本任務之一。當然，這種說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國王徹底放心。
俄羅斯人大膽的投機行為引起了英國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報》刊登文章《布林什維克威脅印度：阿富汗是跳板》。於是英軍開始向北移動進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爾斯？卡瓦納赫（Charles Kavanagh）的年輕下士，最近人們發現了他的日記，裡面生動地描繪了他所見到場景，不禁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