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mbo）、錫蘭和科欽之後，荷蘭人又於1669年將馬卡薩蘇丹國（Macassar，今印度尼西亞）定為了下一個目標。馬卡薩是建立亞洲香料貿易壟斷的關鍵之地。攻克之後，荷蘭人將它更名為新鹿特丹，接著（像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一樣）建造了一座大型堡壘，以此警告對手不要覬覦這些地方。收藏於海牙國家檔案館的一幅地圖詳細描繪了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確立地位後，建立了蜘蛛網般的貿易路線和據點。
這一商業模式還被用在了其他地區。隨著荷蘭的黃金貿易以及向美洲運送人口的奴隸貿易的增長，其他對手均被擠出了西非。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新建的貿易據點，比如位於今天迦納的拿騷堡（Fort Nassau）。葡萄牙人也失去了根基，比如迦納海岸的艾爾米納（Elmina）就在17世紀中葉落入了荷蘭人之手。荷蘭人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也取得了巨大收穫，至17世紀40年代，荷蘭人已經佔據了跨大西洋船運中的主要份額，而且基本控制了整個的蔗糖貿易。
荷蘭本土也迎來了轉型。那些最初投資遠航貿易的人都賺了大錢，新的財富開始讓更多的人獲益。萊頓（Leiden）和格羅寧根（Groningen）建立了新的大學，在贊助商的慷慨支援下，學者們可以潛心拓展學科研究領域。一些新生的資產階級熱衷於炫耀自己的財富，於是藝術家和建築師也開始紛紛湧現。在最繁榮的時期，人們甚至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看到許多從水中建起的豪華建築，與幾個世紀前在威尼斯出現的情形一模一樣。阿姆斯特丹的約丹區（Jordaan）是圍海造田的成果，凱澤斯赫拉赫特（Keizersgracht）運河上建有房屋，運河周邊還有著眾多的工程和建築奇蹟。
絲綢之路的影響開始體現在藝術品當中。陶瓷業在哈勒姆（Haarlem）、阿姆斯特丹、特別是代爾夫特（Delft）蓬勃興起，其工藝、外形、設計和手感都深受東方進口商品的影響。中國瓷器最為搶眼，這種青花瓷在幾個世紀前就由波斯灣的陶藝師開發出來，之後流行於中國和奧斯曼，它們頗受歡迎，連荷蘭陶器業都以之作為特色。這些模仿不僅僅是向東方工藝致敬，更是為了讓自己融入到環球物質文化的大潮流中，正是這股潮流將北海和印度洋與太平洋聯絡到了一起。
隨著能夠象徵身份的裝飾品的需求量激增，荷蘭的整個藝術領域也取得了蓬勃發展。有人說，僅在17世紀，就有大約300萬幅畫作問世。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倫勃朗（Rembrandt）和弗米爾（Vermeer）的作品美得令人窒息，激發了人們的想象，提升了人們的品位。荷蘭人通常從團隊合作中取得成功，因此誕生了一些描繪群體場景的著名畫作。比如弗蘭斯？哈爾斯的《聖阿德里安衛隊宴會圖》，或稱《哈勒姆的公民衛隊》；以及倫勃朗的名作《夜巡》，描繪的是阿姆斯特丹公民衛隊宴會廳中的場景。
個體肖像畫也很有市場。例如商人安德里？比克（Andries Bicker）就僱用巴薩羅姆？凡？赫斯特（Bartholomeus van der Heist）為他作畫以紀念他的成功及社會地位的提升；還有造船師簡？裡肯森（Jan Rijcksen），他曾請求倫勃朗將自己和妻子在海上工作的場景畫成一幅畫。這不僅是荷蘭的黃金時代，更是荷蘭藝術的黃金時代。
荷蘭人熱衷於炫耀自己的家庭生活，如同在維米爾（Vermeer）的畫作《窗前讀信的少女》中所描繪的那樣，前景處還有一隻青花碗。1640年，一個造訪阿姆斯特丹的英國人忍不住要說說他的所見所聞——他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他寫道，就連“很不起眼的房子裡”都擺滿了“昂貴、新式，帶給人回家的快樂和溫馨的”各種傢俱和裝飾，“有壁櫥，有衣櫃，有畫像，有瓷器，還有豢養著小鳥的精美鳥籠”，就連屠夫、麵包師、鐵匠、鞋匠的家裡都擁有名畫和奢侈飾品。“我被震驚了”，英國日記作家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這樣描寫當時鹿特丹的一場年度集市，那裡全部都是畫作，特別是那些“風景畫和被他們稱作為‘小丑魚’的有趣的小品畫”；就連普通農戶都成了熱心的藝術品收藏者。這些在當時不斷前往低地國家的英國人當中是普遍印象。
荷蘭的黃金時代要歸功於完美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當然，他們也趕上了好時機：當時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處於混亂之中，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