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他們對涉足中亞的俄國始終感到憂心忡忡。維多利亞女王贊同這一原則，她寫信給迪斯雷利說：“從印度打擊俄國是正確的方式”，而且一個更高階別的頭銜有助於加強印度臣民的忠誠。
另一些議員懷疑用這樣的方式競爭究竟是否有必要。一位議員說：我們英國人“已經統治了印度一百年”，難道僅僅“為了能與俄羅斯相提並論”，就要變更女王的頭銜？然而，東方的劇變還是讓一些人深感壓力，他們挑釁地宣告“不列顛對印度斯坦的統治將一直延續下去”，因此，“這一領土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割讓出去”。俄國的邊界距離女王在印度的領土只有數天的行軍路程，這是造成恐慌的一個重要因素。經過激烈的爭論，國會終於在1876年透過了議案，宣稱維多利亞不僅僅是一位加冕四十多年的女王，還是一位女皇。她本人也很喜歡這一說法：在賜給迪斯雷利的聖誕賀卡中，她的簽名是“女王兼女皇，維多利亞”。
在這種看似膚淺的手段之後，是更為實際的措施。在日益緊張的局勢下，英國越來越擔心它的領土會被對手奪走。英國人和俄國人都致力於在對方的國土上建立間諜系統，試圖贏得當地居民的支援，並拉攏那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旁遮普騎兵團的麥克林（Maclean）上校是19世紀80年代那些受委派監視波斯、印度和阿富汗邊境活動的間諜之一。他建立了一些由當地商人和電報運營者組成的團體，並且鼓勵他們打聽傳遞有關這一地區事態發展的訊息。麥克林的目標是穆斯林的神職人員，他送給他們圍巾、地毯、雪茄甚至是鑽戒，以顯示與英國合作的好處。麥克林為這些賄賂行為辯護說，這是拉攏當地權勢人物的必要手段。然而，這些禮物最後都被當地統治者用來在這片讓外部勢力激烈競爭的動盪地區上強化神權。
真正讓英國人擔心的是俄國的意圖和能力，以及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對印度施加的壓力。倫敦開始將重點轉到與俄羅斯的軍事對峙上，迪斯雷利建議女王做好授權派遣英國軍隊進入波斯灣的準備，同樣，作為印度女皇的她還應該命令她的軍隊將俄羅斯人逐出中亞、趕回裡海。局勢愈發緊張，總督利頓勳爵（Lord Lytton）在1878年至1880年間兩次下令入侵阿富汗，並在喀布林統治家族中扶植了一個傀儡。英國鍥而不捨地勸說波斯人簽署《赫拉特公約》（Herat Convention），該公約承諾保護中亞地區抵抗俄羅斯的擴張。但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波斯人在該地區有著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國在近期的干預活動中不僅沒有幫忙，反而使阿富汗獲益，這讓蒙受損失的波斯人耿耿於懷。與此同時，英國還採取措施與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聯絡，以便更快獲取任何俄國人的行動資訊，無論是軍事還是其他方面。
政府高官們絞盡腦汁，商討該如何應對俄羅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況。從19世紀70年代起，一系列報告開始從更宏觀的戰略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英國與俄羅斯在其他地區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也會給東方帶來壓力：在1877年俄國入侵巴爾幹後，一份備忘錄探討了“萬一英國加入土耳其一方與俄國開戰，他們可以在印度採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寫於1883年的備忘錄則懷疑“俄國可能入侵印度嗎”；不久之後的另外一份備忘錄的題目是“俄羅斯的弱點是什麼，以及當前的局勢對我們在印度制訂的邊疆政策有何影響”。這些檔案的作者、鷹派人士的弗雷德裡克爵士（Sir Frederick，後來升為勳爵）在1885年被任命為印度英軍總司令，這清楚地表明瞭當時的形勢有多麼嚴峻。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亞洲局勢持悲觀看法，即便在1886年英國獲取了俄軍上將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一系列入侵計劃。軍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亨利？布拉肯伯裡（Henry Brackenbury）認為，從俄國人的進攻意願以及沙皇軍隊的準備程度來看，俄國的威脅明顯被誇大了。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曾經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年輕議員和萬靈學院（All Souls）的獎學金獲得者，但是在當了十年的印度總督後，變得愈發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俄國在東方利益的背後有什麼大計劃、大戰略。他在1889年寫道：“俄羅斯人的策略既不統一，也不犀利，更不持久。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多變的計劃，它依賴於事態的發展。他們期望從其他人的失誤中獲利，但犯錯的又往往是他們自己。”
俄羅斯對中亞大局特別是印度的態度，的確有些虛張聲勢和一廂情願。軍中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