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記錄，或查閱國防部的提案——所有這些檔案都能在40分鐘之內擺到我的面前。我對那裡的所有工作人員為我提供的高效服務和禮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大學圖書館允許我查閱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劍橋丘吉爾學院丘吉爾檔案館允許我閱讀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記，以及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編纂的“宣傳研究論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須感謝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國石油檔案館和檔案館經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為我找出了英國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關資料。
我還要感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收集20世紀和21世紀有關國際事務，特別是有關美國曆史機密檔案的非國家性收藏館。這是近幾十年來重要文獻的一個資源寶庫。在這樣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獻，省去了我不斷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時間。
我要謝謝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的院長和眾董事，因為我曾在約二十年前做過這裡的初級研究員，他們一直都對我相當關照。我很榮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諸位學者共事，特別是所裡的馬克？惠託（Mark Whittow），他為我提供了無盡的資源、鼓勵和靈感。與牛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的交流探討，以及跨越英國、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旅行，都能幫助我提煉出許多好的想法，同時拋棄一些糟糕的觀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閱讀過本書的某些章節，我對他們都表示深深的感謝。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爾？卡梅倫（Averil Cameron）、克里斯托弗？泰爾曼（Christopher Tyerman）、馬里克？簡柯維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維茲？布魯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麗莎？賈丁（Lisa Jardine）、瑪麗？萊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爾（Seena Fazel）、科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安東尼？麥高恩（Anthony McGowan）和尼古拉斯？溫莎（Nicholas Windsor），都為此書提出過改進建議。我還要謝謝安吉拉？麥克萊恩（Angela McLean），她向我提供了有關瘟疫和傳染病如何在中亞傳播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年來，史學著作都傾向於關注一些較短時間段內越來越窄的研究課題。因此我非常感謝布魯姆斯伯裡（Bloomsbury）出版社和諾普夫（Knopf）出版社願意為一本內容跨越多個世紀、多個大陸、多種文化的書提供一個歸宿。我的責編邁克爾？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自始至終都在支援和鼓勵我拓展視野，並一直極具耐心。他的幽默、慧眼和支援都讓我覺得彌足珍貴。我還要感激諾普夫出版社的安德魯？米勒（Andrew Miller），他的發現、質疑和建議都非常及時、有用。
布魯姆斯伯裡出版社裡的其他人也值得感謝。安娜？辛普森（Anna Simpson）主管整個程序，是她在確保所有的內容和排序都不會出錯——從字型到地圖，從圖片到分頁，從電子版檔案到最終做成排版精美的紙質書；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看了幾遍手稿，提出了改進意見，非常感謝他的卓見；凱瑟琳？貝斯特（Catherine Best）在校對方面表現出色，指出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的錯誤；而戴維？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則費力幫忙編輯索引；地圖製作者是馬丁？魯比科夫斯基（Martin Lubikowski），他的技藝和耐心令人佩服；菲爾？貝雷斯福德（Phil Beresford）負責所有的精美插圖；艾瑪？尤班克（Emma Ewbank）負責漂亮的外封製作。我還想感謝裘德？德雷克（Jude Drake）和海倫？弗拉德（Helen Flood），他們積極吸引讀者都來閱讀這本書。
特別應該感謝的還有凱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幾年前在牛津大學的一次午餐上，是她告訴我也許可以把各種想法匯成一本獨立的專著。當時我有點將信將疑，這種懷疑在我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