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巴多明（法）曾進言康熙皇帝測繪中國全圖，帝納其言，乃於1708年命具有學技能識之歐洲傳教師任其事；凡從事測繪中國全圖之傳教師，要以雷孝思（法）歷地最廣，任務最勤；始而周曆塞外平原，其後足跡遠至南疆，往來於雲南野人山中；開始測繪長城一帶地圖，1709年事畢還京；帝甚嘉許，欲於全國各省悉加測繪；1710年偕杜德美（法）、費隱（奧）測繪東三省、直隸、黑龍江外地圖；1711年測繪山東地圖；杜德美、費隱等測繪長城以外喀爾喀一帶地圖，西抵哈密，1712還京；其他傳教師測繪了山西、陝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諸省及臺灣、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地圖，至1717年初還京，遂集各分圖為一總圖，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圖成進呈；據雷慕沙《亞洲新雜纂》雲：“此種廣大測地事業前此在歐洲從未有人嘗試，而能在八年之間告成”
＇5＇ 嚴耕望《治史三書》：史學研究是要運用歸納法求得新結論。演繹法只可用作輔助方法，不能濫用為基本方法。運用理論模式有時誠然可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還因為它是西方史學的新動向。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蕩蕩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格體系。
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
有書評說，美國學者羅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話，闢頭便指出了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樞紐位置，以及它與十九世紀經世學者的密切關聯。＇1＇這是不錯的，對我們重新認識“十八世紀經世學派”也不無幫助。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聯絡就不僅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更重要的，是在十八與二十世紀之間。
這樣說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我的學術興趣始終徘徊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並主張“在當代經驗與歷史物件之間來回對比參照”。＇2＇1980年代，美國學術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議，從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屬於“近代史”的範圍；黃仁宇（R·Huang）提出從明末一直貫穿至今天，“五百年為一元論”；筆者恰也有近三百年為“一個歷史”的提法，＇3＇認為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三百年間，許多問題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許只是“一個歷史”。這說法不免“驚世駭俗”，也成為拙作出版時編輯刪削的唯一文字。＇4＇其後，個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轉向了二十世紀，……也許，它終使我不能不面對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正面關聯，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了。
當然，我們的認識仍須建立在對歷史材料的瞭解之上，而暫把時下流行的各種“現代化理論”放在一邊，或認為它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亦無不可。＇5＇理論原產生於事實之上，對史事的新發掘新認識，也許會使我們得出新的理論。
一、先從人口說起
研究十八世紀，我們常常會遇到這一問題：為何要以人口開局？
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回答：首先，就是人口問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應該看到，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現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持續增長，直到今天，成為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共時現象”。
在歷史中，法國學者布羅代爾（F·Braudel）寫道，“一切都同人口數字及其波動相關聯”。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間有過一段長時間的增長，之後發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間重新增長，隨後“減速”；最後一次從1750年開始，從此不再“倒退”。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似乎整個人類都服從同一宇宙命運，與（人口）這個首要因素相比，人類歷史的其餘因素統統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們也可以補充說，明清以來，中國人口的增長與西方仍有一定的差異，即每個階段都比西方大約“早”了半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粗略地說，明代人口增加始於1400年（人口約8000萬左右），結束於1600年（約有人口15000萬）；清代則始於1700年或更早（約有人口10000萬）。＇7＇換句話說，中國自十八世紀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後），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長這一“現代現象”。
從1700年到1800年，中國人口增加到30000萬左右（約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統計達到43000萬，＇8＇是即所謂中國“前現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