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單純地受一些基本道德要求所支配，因為國家元首不是教堂的主持。
普京經歷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證明，在應當做出某種個人道德選擇的時候；弗拉基米爾·普京似乎更青睞傳統的正派觀念。但對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而言，不能只講個人選擇，恰恰相反，還應當多談一些國家或政黨利益，談國家選擇、談命令。眾所周知，一旦形勢變得嚴峻，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就經常會隨意拋棄已經做出的決議，將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一走了之。但是，這條保持“兩手乾淨”的方式對於一位大政治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不得不經常在兩個同樣糟糕的決議之間、而不是糟糕和不糟糕的決議之間進行選擇。
與此同時，在解決那些十分棘手的、積重難返的宏觀經濟問題以及幾乎病入膏肓的俄羅斯社會機體問題時，俄羅斯領導人更青睞於使用外科手術的辦法，而非長期的保守治療。但外科醫生在手術前需要不時地克服自己的激情和道德論據。克里斯蒂安·巴納德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功完成心臟移植手術的一位南非著名外科醫生，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做心臟手術時，他更傾向於不知道躺在手術檯的病人是誰，甚至請助手將病人的大部分身體蒙起來，情緒波動會對他的手術效果產生消極影響……
但是，弗拉基米爾·普京經常拒絕用激進的治療方法根除社會病痛，而是運用治療與增強自身機體免疫力相結合的綜合療法。在並沒有徹底搞清楚病因和虛弱機體的抗病能力以及自身不具備提供必須裝置和藥物的情況下，普京更喜歡遵循古老的、希波克拉底的“無害”原則。
語言學專家曾幾次過於挑剔普京的語言風格和個別講話。為更加解恨地侮辱新的國家元首，亞夫林斯基在2000年3月26～27日深夜說，他“甚至從語言學的角度就可以看清楚俄羅斯公民選擇了一個怎樣的人物做自己的總統”。很多人都把亞夫林斯基看成是“卓越的”，至少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不過，我倒傾向於認為他是一個機敏的演說家，但還太淺薄，在電視演說和辯論時，他常常發表一些極其簡單的言辭蠱惑宣傳，而從來沒有人在這方面詬病普京。
普京在國家杜馬和聯邦委員會第一次闡述政府車臣政策的發言以及為莫斯科大學學生所做的重要演講，都內容豐富、富有邏輯性並且妙趣橫生。在2000年初大選前，普京經常發表演講，重複一些內容也就不可避免。但無論是在學校禮堂還是在全國，他都可以讓人們更津津有味地傾聽自己表述的觀點，而且，他的立場很清楚。其實他有時若是不發言，可能效果還會更好一些。
對於政治家來說，善於交談、傾聽座談者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眾所周知，斯大林很少將政治局會議變成個人的演說。他搞清問題，然後邊在辦公室前後踱步，邊注意傾聽政治局委員的發言，有時則在大號筆記本上記錄著什麼。只有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斯大林本人才開始講話，而這通常是再沒有人能更改的最後決定。在邀請專家，如冶金、武器系統、語言學等方面的專家時，斯大林可以不停地聽上幾個小時，間或也只是提上幾個啟發性的問題。
赫魯曉夫則喜歡用明確自己立場的發言作為政治局會議的開場白，在此之後，與會者很難再提出與黨中央第一書記想法相悖的觀點。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聽別人講，而是選擇說——甚至就連邀請兩三個人提意見和諮詢的時候也不例外。
鮑里斯·葉利欽通常是向座談者提問題和傾聽，但是卻不善於聽取別人向他提出的建議。他能中斷別人的談話並將座談者——顧問們、助手甚至還有部長們從辦公室趕出去，不去傾聽他們的主要觀點，因為他只給他們30分鐘，而時間很快就到了。他能夠很注意傾聽，但卻似乎沒有把握會議程序的能力。
而普京在開會和座談中擁有善於交談和傾聽的行為風格。伊琳娜·袴田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京具有某種非常高的交往水平。他非常有耐心，甚至當他不同意你的觀點時，也會認真地聽，而且可以一直聽很長時間。要是換上其他一些人，可能早就沒耐心了，我也不例外。如果非常不贊同某些觀點，他會有一個評論，非常職業地讓對手受窘。如果您想同他平等地談話，那麼您應當非常專業地瞭解問題，不僅提出批評，而且還應當給出建議，非常具體的建議。如果對手一點建議也不提，普京就不會對他有什麼興趣。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藝術性的方法。我認為，總統有幾個典型特點。首先，他對哪一位名人從事哪方面專業簡直如數家珍，也就是說，如果要是我來談石油和天然氣，那他就不會聽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