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二十餘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和寵幸的色目人官商。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一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一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至正寶鈔範
通貨膨脹眾所周知元代時鈔法大興，中統、至正、至大等鈔均是通貨，又加上濫發鈔票也就是不顧市場需求量而印鈔票；除此以外，因為濫加賞賜，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只好動用鈔本（用來穩定幣價的，也就是說百姓可拿著鈔票去兌換等量足值的金銀銅等本位貨幣，沒有鈔本就無法保證幣值穩定），造成幣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貨膨脹嚴重。民族元政府還推行嚴厲的民族壓迫政策，民分為四等，民族矛盾尖銳。蒙古人無需勞動就可以享有漢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財產。漢人甚至連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鐵器，連一把菜刀也必須幾家合用。賦役沉重，再加上災荒不斷，廣大民眾在死亡線上掙扎。元政府妄圖以此鎮壓以漢族為主體的反元鬥爭，伯顏甚至揚言要殺絕張、王、劉、李、趙5姓漢人。即使伯顏之侄脫脫當政，也對漢族充滿猜忌，在起義之初特地將相關卷宗的題目“謀反事”改為“河南漢人謀反事”，並以“漢賊大起”相稱，有識之士由此預判元朝必被推翻。社會天災不斷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餘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後）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餘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繼而起。抗稅鬥爭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延佑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 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藉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鹼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過程
初期鬥爭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餘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規模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男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紅巾軍起義參見：紅巾軍起義、紅巾軍北伐“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或“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這個口號和黃巾起義一樣，用帶有宗教性質的來反抗專制。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
百科x混知：圖解紅巾軍
韓山童出身於白蓮教世家，從祖輩開始就秘密組織活動，意圖恢復漢族王朝統治。至正十一年（1351年），韓山童等事前在黃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時挖出石人，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造反，元末農民大起義正式爆發。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人在潁州潁上縣的白鹿莊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