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旗幟，宣誓起義。韓山童等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並自稱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洩露，遭到元地方政權的鎮壓，韓山童被捕犧牲，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劉福通衝出包圍後，重新組織起義力量，一舉佔領了潁州，又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佔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義軍頭裹紅巾，世人稱“紅巾軍”。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紅巾軍鑄造的“龍鳳通寶”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潁州，領導人是韓山童，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視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宋，很快便佔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餘人”。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丞相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
元末紅巾軍系統
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韓宋的領導。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軍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里。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佔了上都（今多倫縣附近），燒燬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西路軍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 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佔了甘肅、寧夏等地。 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佔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高潮。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一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御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援，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為紅巾軍最兇惡的敵人。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