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斯二世、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掃馬一路到達愛德華的朝廷，這是他行程的終點。他把信件和禮物沿途分發給各位君主，在啟程赴下一個目的地前，他總是在每個國家的朝廷中停留數週或數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觀光，會見學者、政客和教會官員，向這些人介紹蒙古大汗和從屬於大汗的伊利汗，傳遞他們想與世界各國和平交往的強烈願望。在回來經過羅馬時，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請列班掃馬用自己的語言舉行彌撒；然後，在1288年的聖枝主日 ，教皇舉行彌撒，並親自將聖餐發到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里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洩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資訊。正如帕里斯寫的：“他們到來的訊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回時，他們帶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只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多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麼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佔鰲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儘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接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麼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裡，很大程度上互不瞭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象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十四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透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赴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的，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二十到三十英里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嚮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透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制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9 他們的“金光”（2）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