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 列寧轉向務實經濟
“如果不依靠無產階級來解放你，與它合作，接受它的領導，那麼你註定是英國、美國、日本當局的奴隸。”
——格里戈裡？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講話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有關蘇維埃俄國復甦的新經濟政策於1921年宣佈實施，這是與共產黨領導人多次重複的革命宗旨背道而馳的。但是，在列寧眼裡，新經濟政策是對饑荒、被破壞的基礎設施和困擾這個國家的持續不斷的落後狀況的一種必需的拯救手段。列寧指出：“當你和狼生活在一起，你必須像它們一樣地嚎叫。”
新經濟政策並不比修正的資本主義激進，它建立在一種混合的經濟上：共產主義、私有制的農場、有限的私人貿易和加工製造業並存。這個政策放慢了革命以後開始的企業全盤國有化步驟，給小規模的私有企業以政策上的優待，一些被社會化的企業也回到他們原來的主人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經濟政策取消了國家從農場主手中沒收剩餘農產品的政策，用一種固定的農業稅來代替。這就預設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擁有他們土地上生長的一切的是農場主，而不是國家。
這個改革是由於饑荒加上直接造成大規模饑饉的落後的運輸系統，以及紊亂的物資救濟體制必然導致的。一些頑固分子對列寧進行攻擊，列寧從容地回答了他們。“俄國，這個在經濟上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列寧寫道，“並不會透過‘風暴行動’取得成功，它只能求助於放慢速度，採取漸進的‘圍攻’行動。”這個完美的共產主義國家不得不待以時日。
1929年 前蘇聯“高壓工業化”全面啟動
斯大林武斷推行他的政策的目的在於使他的落後國家實現工業化，做好戰爭準備。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4年就完成了。這項1929年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使蘇聯的工業產量大大增加——雖然是以殺戮、饑荒和大批的人口遷移為代價。對於斯大林來說，前進的高昂代價是不重要的，“我們落後於發達國家50年或100年，”他說，“要麼我們這麼做，要麼就完蛋。”
代替20年代初列寧的自由新經濟政策的這項計劃，制訂了不實際的宏偉目標——煤的產量翻一番，生鐵產量翻兩番，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它們的產量。無數鋼廠、拖拉機廠建了起來並作為前蘇聯奇蹟的殿堂向世界展示。這些工廠由於被不熟練的勞動力掌管，又長期受燃料短缺的制約，因此這個時期實際產量很少。在欣欣向榮的景象後面，工人們不用美國資本家福特使用的微微發光的新傳送帶，卻慢慢地用手裝配著拖拉機。
為了給這個新的蘇維埃工業國提供糧食，斯大林開始了農業的集體化，他沒收了糧食，把農民所有獨立的農場（這些農場支撐了97％的前蘇聯農業）組織成集體農莊。
反對集體化的懲罰是被殺頭和送進勞改營。又一次迫使陷入農奴境地的農民殺掉了自己的牛，燒掉了莊稼。農莊生產出的東西比獨立的農場少，而大部分產品又被國家佔有。到1932年，前蘇聯的一半農場已經集體化了。由於在達不到口糧定額的情況下被迫向政府交出糧食，無數農民餓死在曾經是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甚至於前蘇聯的“糧倉”——烏克蘭也是如此。
斯大林試圖向世界掩蓋災難，他宣佈集體化和“五年計劃”獲得徹底的勝利。與此同時，災難卻降到了他自家的門口：1932年，他年輕的妻子，納迪婭？阿利盧耶娃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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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中國“五年計劃”實施
經過幾十年的戰爭，中國最終穩定下來。1952年，土地改革在進行中，但工業滯後了，中國政府認為蘇聯模式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政治、經濟轉變，雖不是完美的模式，但也是唯一可資借鑑的。儘管有保留看法，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還是向莫斯科尋求指導。8月，周恩來總理出訪前蘇聯，與前蘇聯官員討論中國的前景。他回國後的數月之內，中國便開始了它致力於工業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計劃展示了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城市經濟轉變的宏圖。向現代化的推進意味著中國必須運用斯大林的經濟和管理思想。1953—1957年間，80％的中國人口居住在農村，但同樣比例的中國政府的開支卻用於城市。重工業——鋼、水泥、生鐵生產每年以近20％的增長率上升。與此同時，農業卻不景氣。農民們透過交稅和配額承擔了工業化的費用。約3000萬中國人離開農村，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增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