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和章家人來往。
王永樹來臺後曾出任“安全域性”局長，有人指稱，若是大舅舅能在一九四九年來臺，肯定有一番作為，而我們在新竹的景況，絕不至那麼不堪。原本大舅舅有意來臺，只因一九四九年初前往浮樑縣上任不久，不及交卸趕回南昌與家人會合，只好要妻子紀琛帶著長子章修純與女兒洛洛、銅銅，隨外婆先行來臺。
大舅媽紀琛的姐姐紀珍與其夫婿黑祥麟，一九四八年就從南京先抵臺灣，黑祥麟在新竹機場空軍第八大隊電臺工作，算是章家當時在臺灣唯一聯絡得上的親戚。這是何以外婆舉家在基隆上岸後，決定未來行止時，會選擇新竹市作為落腳之地的原因。一夥人還先在新竹郊區叫作“樹林頭”的空軍眷村裡擠了兩個月。大舅媽的姐夫黑祥麟就是現在主持“卡內基”訓練、頗有名氣的武器專家黑幼龍之父。我和孝慈早年在新竹生活的狀況，黑幼龍一定聽過他家人提起，算起來，他和我還是親戚。
大舅全家受累
大舅媽在新竹沒住多久，生活不慣，心也不定，一直嚷著要回南昌去找丈夫浩若。後來全家搬進新竹市中央路一百五十一號的一間店面房子，兩層樓一共五十坪，卻住了十幾個人，委實擁擠。記憶中每天生活景象，都是亂成一團。大舅媽和二舅舅 若又沒相處好，她抱怨二舅舅持家不力，對自己丈夫的生死未明更掛念不已，於是和外婆略做商量，便毅然帶著
叄個孩子循原路回南昌。
自一九四九年和大舅媽在新竹分開後，我們就沒再見過面，一直到二○○二年我在“立法院”率團訪美，於當年九月叄日經過洛杉磯時，幾經周折，好不容易才探聽到她的住址。當晚參加僑界歡迎餐會之後，我和美倫專程探望久未謀面的大舅媽，那已經是五十叄個年頭之後。
當年大舅媽從新竹由十七歲的章修純陪同，帶著兩個稚齡女兒，千辛萬苦地坐船重返南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動亂中和大舅舅重逢，還非常意外地發現大舅舅比她先回到了南昌。
但是，好景不長，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年十二月在“鎮反”運動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勞改，服刑期滿後輾轉從東北黑龍江的勞改營回到南昌老家。幾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鬥，未幾，因承受不了打擊，服農藥自盡身亡。遠在臺灣新竹的外婆，因為音訊隔絕，對發生在長子浩若身上的悲慘結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媽從臺灣回大陸的長子修純，隨即在不到二十歲的年齡，也被扣上“國民黨特務”、“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勞改，一九八六年獲得平反。
南京父子曾會面
一九四九年整個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局，“老總統”幾乎是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被迫引退。美國政府更在關鍵時刻抽身，發表“白皮書”，使得惡化中的局勢更是一 千里；幾經慎重考量，最後認定只有臺灣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親更在緊要關頭，竟日追隨“老總統”，參與整個“政府”東遷的計劃，挑起了無比重擔。正是焦頭爛額之際，卻還能惦念到兩個雙胞胎兒子的安危，曾明確指示王升如何親自妥適照應外婆帶領家人儘速赴臺。父親在萬般困境裡，並沒有逃卸為人父的責任。
父親只知道王升陪著我們從南昌逃到了廈門，廈門之後的情況，他就不清楚了。從軍艦抵基隆靠岸到選擇新竹市落腳，並不是父親的交代。當時他可能自顧不暇，就是有心也難有餘力。
父親情感濃郁，雖然母親早逝，他總不時掛念著這對遺孤。一九四七年春，我們和外婆住在南昌，父親突然差人帶來口信，說很想念大毛、小毛這兩個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樣。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媽帶著我們，乘火車專程到南京和父親見面。我和孝慈才五歲，模糊的印象中，去過後來從書本上讀過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親在什麼地方見面？見面時父親如何抱起我們？以及年輕的父親長得什麼樣子？則是完全沒有任何殘留的記憶。這一段南京父子會面之行，大舅媽紀琛親口在二○○叄年九月叄日於洛杉磯寓所見面時，向我和美倫轉述。
二舅與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經國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來臺，一九六二年過世，在臺灣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個日子裡，她不僅沒有因為女兒為經國先生生了一對雙胞胎，而攀龍附鳳地享受過榮華富貴；相反的，這一層關係帶給她的，卻是一連串心理上的驚嚇、恐懼、憂慮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質生活上的煎熬與痛苦。有幾次在她對許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時，曾幽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