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孝慈和我說，她真想住到廟裡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時她供拜觀音菩薩，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實在人多空間小，連好好擺座觀音佛像的架子都沒有。當她說想帶髮修行，我們感受得到她內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兩個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沒辦法，只有把從大陸帶出來的所有首飾細軟，全數拿出來變現，才勉強買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號的房子。有關費用全是父親要王升在我們離開南昌前，交給外婆的盤纏和安家費，裡面有大頭銀洋和黃金金條，一共勉強湊到二十萬左右的新臺幣，買下那幢只適合做生意並不適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買賣的點子是隨興而起的，沒有詳細地思考或規劃，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來，不到兩叄年，從開委託行、賣菸酒雜貨、代售《香港時報》、《青年戰士報》，到開碾米廠，轉行好幾次，沒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錢全賠盡了並開始舉債；加上他剛愎的個性，後來又和王升不睦，還和當時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鬧翻、吵架，甚至於對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親侄兒，外婆要我們喊他表叔，當時他官拜陸軍上校，穿上軍裝來到新竹時顯得非常神氣，《新新聞》雜誌社董事長周天瑞就是他長子。
表叔周仲超曾經在一九五四年帶天瑞、天琪兩兄弟，到新竹來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緣關係的親表兄弟，小時侯見面的情形，相信他會依稀記得。當時我念初二，他比我們小几歲，可是他們的衣著很光鮮體面，還穿著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們心生羨慕。上校軍官的生活在當時至多隻屬中等，但和我們在新竹過的日子相較，就風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瑋兩兄弟就像是大城市裡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鄉下小孩。外婆對於有這麼一位上校侄兒，頗覺驕傲，且軍官有固定月薪，經濟狀況看來就寬鬆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間，在五十年代中期就無法相處，後來幾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親透過王升過年過節一年叄次送來的生活費用，也因此中斷。於是，在日子幾乎快撐不下去時，二舅只好硬著頭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萬一千元應急，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筆小數字。根據外婆說，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當借款到期，展延了幾次仍無法還錢，後來連利息也止付了，為此，表叔還來過新竹討債。由於無法解決，和二舅發生過口角，當然不歡而散，隨後二舅被告到法院。當然表叔也是克勤克儉才會有點積蓄，看在和外婆這一層難得的親戚關係上，才冒險將辛苦錢借給二舅，卻沒想到後來會血本無歸，他的激烈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對外婆來說，夾在一個事業有成的侄子和一個舉債度日的兒子中間，真是苦不堪言，難怪外婆會有到廟裡去住的念頭。
難民歲月” 心志
二舅舅來到臺灣時，和不少其他外省鄉親所持的看法一樣，對於住在臺灣，都認為只是“暫時”避難性質，就像抗戰期間躲日本鬼子一樣，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頂多住上叄年五年，最長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來臺之初，根本沒有久居之念，連購置傢俱都以“應急”為先，愈簡單愈好，最好是買一些用了一段時間便可以棄置而不覺可惜的東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陸時帶不走。他只准買所謂“第一優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較貴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慮的“奢侈品”。依此邏輯和界定，在新竹家裡所用的物品，
其簡單和簡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難”一詞，也給了二舅舅很好的說詞與藉口，用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鄰右舍在物質水平上看齊。因為我們不久是要返鄉的，住在新竹就像暫住旅館一樣，同時可以藉此用來對他沒有賺錢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飾。常常聽到他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兵荒馬亂、國難當頭，大家都要節衣縮食，一切都要簡單。”這句話，他講了幾十年。
因此從一九四九年我進新竹東門國小念小學叄年級，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畢業後，十幾年當中，家裡所謂的傢俱，就只有兩張竹桌子，一張放在樓下作餐桌，一張放在樓上堆放東西，加上六張竹椅、兩張 椅；兩張竹床，一張外婆睡，一張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傢俱，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擠在一間叄、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間裡，省掉了桌椅、床鋪。至於沙發、電風扇、電熨斗、收音機、吹風機等等，當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會去買。
後來，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對醫院和醫生根深蒂固的恐懼與不信任，而延誤了就診，導致雙眼全瞎，直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