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返回華盛頓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專線電話，以便遇到緊急狀況可及時聯絡。但當我向孝勇轉達錢復的要求時，他居然要我轉告，請他打“長途臺”（二叄七一七一七）即可，這個電話是當時許多高層官員都曉得的一支專線，透過它就可在緊急狀況下代為查出各要員的家中電話，甚至輾轉直接聯絡到本人接聽。顯然孝勇並不願將他家中電話或他自己的專線給錢復。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時的自視了。
叫我“孝嚴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務次長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現可能是促使他改變態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眾肯定，一旦形成了社會形象，我就不再是幾年前可以輕易壓制或排擠的了。我和孝勇在事業上更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是謹守本分地在“外交”領域裡努力，而他則是在商界發展，性質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納，進而共生共榮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過“鴻霖旅運公司”的合夥人邱創壽，也就是錢復先生的連襟，突然轉告我他想“正式認我作哥哥”，問我意見，我當然說好，我內心有喜悅也有驕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創壽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愛路叄段和安大廈的住處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儀式，當場孝勇叫我“孝嚴哥”。邱創壽當場叫好，說早該如此，並且舉杯向我們敬酒。
事後我把整個經過告訴了美倫、孝慈和秦孝儀，他們也都很高興。秦孝儀後來還告訴我，他曾把這件事轉報了父親，經國先生笑笑點點頭，雖然沒說什麼，顯然很愉快。秦孝儀說，看來孝勇這個決定，事先並沒有請示過經國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誠了。
但是，過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萬萬沒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變化，孝勇卻與我漸行漸遠，實始料所未及。回想當晚的“認兄餐會”，好像就在幾天前才發生一樣，稱兄道弟的情景猶歷歷在目，孝勇卻早已作古。一段好不容易找回來的親情，卻被無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擲筆叄嘆！
父親豁達的生死觀
孝武在父親過世第叄天（元月十六日）和我會面後，就打電話給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榮總瞻仰遺容的事。孝勇在當天約我見面。我在四點鐘整趕到他在仁愛路八樓的辦公室，還沒坐定，他便急著說，父親過世的事發生得太突然了，請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見父親最後一面？我說已和孝武談過，愈快愈好，他立即說，沒有問題，只是當天不行，可能要隔一兩天。我說尊重他的安排，同時問了他有關十叄日發生事故的經過。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談話中，看得出他對醫療小組的處置方式也相當不諒解。少頃，他主動告訴我，父親安葬地點已選定在慈湖旁邊，叫作“頭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叄十日奉厝。孝勇兩眼紅腫，顯得很疲倦和沮喪，並且很感性地說：“父親生前曾把你們的事告訴過我，而且對你感到驕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曉得。”
此外，孝勇那天還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無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說，父親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並將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認為茲事體大，所以回 父親說這不是個人的事，恐有不宜，父親聞後默然未語云雲。
父親確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個人覺得不妥，而未照辦。當蔣孝剛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親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國防部部長”湯曜明要求將祖父和父親移靈五指山時，我把孝勇曾提到父親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訴了孝剛，讓他對兩蔣後事的處理能有較周延的瞭解。此時若提火葬之議，所涉太廣，也可能為時太晚，但我必須不避諱地將此據實道出，俾讓國人瞭解父親經國先生對自己後事的處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達的生死觀。
呼風喚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歲，比我小七歲，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趨和睦相處的歲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會”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訪問，特地前往蒙特羅一趟，那邊國民黨的海外黨部很小，黨員也不多且均系老僑，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並安慰安慰他。那時他已舉家移民蒙特羅。
我在參加一項晚宴活動後趕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區一幢相當寬敞的獨立洋房。見到面，他顯得很高興，還親自開著購買不久、爬山專用的吉普車，很得意地載著我到一處山頂去鳥瞰蒙特羅全城的燈火夜景，的確相當壯觀而有特色。四十分鐘後回到他家，進到屋內他太太方智怡也出來作陪，大家聊得很開心，對我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