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私下在想，難道是他知道我在受訓，而刻意迴避不來，免得造成我心理上衝擊？
突然的第一次會面
一九七七年我從華盛頓回臺北，孝武叄十出頭，已是“欣欣傳播公司”總經理。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機要 書方興華來電，要我抽空到他辦公室去一趟。我頗感困惑，因為我的工作和“欣欣傳播”完全無關。我問方興華，蔣總經理找我有沒有什麼特別事？方興華說不清楚，蔣先生只交代請我去一趟。
當我進到孝武辦公室，他已等在那裡，正抽著煙，很客氣地和我握握手。坐定後，他問了問我工作情形以及家庭狀況，我簡單回應，也謝謝他關心；我也問他現在從事傳播業務主要在做些什麼？他倒說得津津有味，看起來像是很容易賺錢的行業，因為他辦公室的傢俱和裝潢相當氣派。那天大概談了半個小時，完全是漫無主題的 聊，談話中，我還期盼他能談一些比較嚴肅的事情，但是都沒有，有時他看來又有點欲言又止，我弄不清他那次找我到他辦公室的真正目的為何？很可能他已風聞了一些有關我和孝慈的事情，所以想看看我到底長得是什麼模樣、什麼樣談吐？
再下一次和孝武會面，則隔了快十年。十年裡我已按部就班地在文官體系，從科員、科長、副司長、司長，一路晉升到“外交部”常務次長。孝武則已轉到“中國廣播公司”擔任總經理，這是孝武工作最長的一個職務，從一九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八六年二月，有五年半的時間。
意外踏入“外交”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臺灣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江南案”（作家劉宜良在舊金山寓所被槍殺身亡），孝武就是在“中廣”總經理這個職務上被捲了進去的。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及臺灣“司法調查單位”聯手調查，證明該案系由當時“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指派陳啟禮及吳敦赴美執行的一樁槍殺異己的任務，後來叄人均遭臺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殺人罪，各判處無期徒刑等重刑。
美國國務院曾強力要求引渡有關嫌犯至美國受審，臺灣方面則以雙方無引渡條約為由堅拒。美政府及國會運用軍售及貿易兩大議題，對臺灣持續施壓，經國先生對這件事在雙方關係上所造成的破壞頗為震怒。當時國內外媒體均影射孝武與該案有涉，讓他百口莫辯。
就在各媒體把整個案子炒得沸沸揚揚之際，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經國先生斷然把孝武調離，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處”出任副代表。代表是胡 將軍，胡定吾的父親。經國先生和李光耀總理私誼頗篤，孝武前往新加坡，經國先生最放心了。
經國先生這項決定，不管是對當局或對孝武個人來說，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萬個不願，也無可奈何。
“江南事件”對孝武是一生中最嚴重的打擊。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內心則極不樂意。他很清楚，自此不僅遠離親友，更將遠離權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間臆測他是“接班掌權”的可能人選之一的訊息，甚囂塵上。他的外放立即將此可能破滅。但孝武此一轉折，卻意外
地踏入了“外交”系統，也造就了日後和我密切交往的機緣。
我們本來就是手足”
在孝武出任“副代表”半年，我升任“常務次長”，並主管“亞太和亞西司”業務，不折不扣地成了他頂頭上司。對他的工作我瞭如指掌，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不動聲色地幫他，從未因為他以前曾受周邊人士慫恿，對我和孝慈有過抵制，而心生怨懟。我只認定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情分上要照顧他，工作上更要協助他，理由很簡單，這應當是父親經國先生所樂見的，儘管他可能當時不會知情，也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對所有駐外人員例行性地逐一打年終考績，孝武也在名冊當中。我任“常務次長”，是“外交部”考績委員會副主委，當評審到“新加坡代表處”時，我注意到胡 代表只給他八十一分，我便主動在會上發言為他爭取了八分，修正提升到八十九分，是甲等的最高分數，可以獲得兩個月薪水獎金。事後，我從未問他知不知道那年他這麼高的考績分數是怎麼來的。那天下班回家，我只告訴美倫：“很高興今天能夠以哥哥的身份在孝武不知情的情況下，幫了他一個忙，工作上給他鼓勵。”後來，在處理“江南案”過程中，我又再次在暗中助了孝武一臂之力。
每次孝武從新加坡回來“述職”或休假，我都會抽空以“次長”身份到機場去接機，若是惠媚和他一道，我會要美倫同行。從“外交部”的角度，這是對他的特別禮遇，一般“駐外副代表”返島“述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