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頂多是派“副司長”或“科長”去接機就可以了。孝武很快感覺得到我在許多方面釋出的善意，於是對我的態度也起了轉變。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幾位司處長在國賓飯店二樓為他接風，飯前我倆坐在一個角落裡有說有笑，非常開懷而親切，在場採訪的《中國時報》外交記者張慧英看在眼裡，有感而發地問孝武：“你們看起來聊得蠻開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駁她說：“你錯了，我和章次長不是‘情同手足’，我們本來‘就是手足’！”這是孝武第一次公開而自豪地承認，我們是兄弟。
介入處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變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誠地跟我說，他確實與該案完全無涉。在島內外媒體強大壓力下，他無從辯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夠早日成為過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轉任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從新加坡調升“駐東京代表處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會”主任後，即密集展開海外的訪視，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