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列寧”。這樣做對他來說特別重要，因為布哈林作為理論家的聲望是眾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會之前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合理意見：把資金過多地從農業投向工業，這對農民來說，將是“一項負擔不了的貢款”。斯大林馬上暗暗記下了關於“對農民進行軍事封建剝削”、關於“貢款”的話，晚上同托夫斯圖哈一起在他的圖書館翻了很長時間列寧著作。翻了一陣，找到了。他馬上覺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於死命”的論據。斯大林在全會上發言時宣告：“布哈林在這裡‘大喊大叫’，說馬克思主義文獻不能容忍‘貢款’這個字眼。他對於黨中央和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竟敢使用‘貢款’這個字眼感到氣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環顧一下大廳，“既然已經證明這個字眼在列寧同志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早已廣泛地使用，那還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會兒後，以勝利者的口吻補充道：“或許在布哈林看來，列寧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這裡援引了列寧的著作《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論糧食稅》、《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其實，列寧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貢款”一詞的。當下邊有人喊“反正對中農從來沒有使用過‘貢款’這個概念”時，斯大林立即進行反駁：
“你是不是以為中農比工人階級更靠近黨？你真是一個糟糕的馬克思主義者。（全場大笑）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既然對於工人階級可以說‘貢款’，為什麼對於不過是我們的同盟者的中農就不能這樣說呢？”純紜矠
斯大林並不在意他已經把爭論變得無內容了：只爭論列寧是否講過“貢款”一詞，至於問題的實質方面，他已經認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透過參加大量辯論，“磨鍊”了自己的論戰頭腦。是的，他總是採用同一種辦法，即總要把對手置於窘境，而他總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寧的“捍衛者”；他武斷地認為，只有他能夠正確地、準確地解釋列寧的思想。幾乎針對對手的任何論據，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寧的引文、語錄，有時這些話完全是針對別的問題講的。斯大林早就發現，用列寧引文作的鎧甲可以使他實際上無懈可擊。季諾維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討論共產國際問題（這時他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徹底破裂了），在爭論中他對斯大林說：
“對於您來說，列寧的引文是您絕對正確的護身符。但是應該看到引文的實質！”
“難道作社會主義的‘護身符’的想法不好嗎？”斯大林立刻應付過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勢、好戰、粗暴終於幫助他戰勝了自己的對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時甚至精彩的論據得不到聽眾的支援！而斯大林那些密切與“捍衛列寧”、黨的總方針、中央的統一等等相聯絡的有點粗暴的、浮淺的、常常是非常簡單的指責性演說卻會迅速被人們理解。他的頭腦是實用主義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樣關心體裁的“優美”，也不像季諾維也夫那樣愛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樣善於作知識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樣注重科學的論據。斯大林在無數次爭論和辯論中所以能戰勝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想“修正列寧主義”，而他是“捍衛”列寧主義的。這種解釋從３０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釋了。
斯大林的思維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歡把一切都擺在一個個小格子裡，喜歡“反覆咀嚼”，解釋得非常通俗。如果論敵以不同的方式闡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會非常嚴厲地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態度”、“小資產階級性的表現”、“無政府主義的煩瑣哲學”。他的報告、講話、決定總是嚴格限制在列舉現象、講明特點、劃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確任務的範圍。一切都非常簡單明瞭，而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點”和“界限”很容易被人們所接受。這種思維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實現，但卻嚴重束縛了人們的創造積極性。斯大林的這種簡單化傾向所造成的後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複雜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蓋尤斯·斯維託尼烏斯在自己寫的《十二愷撒傳》中指出，雖然尼祿童年時就學過“貴族科學”，但他拒絕掌握哲學，認為“這對未來的統治者來說是一種障礙”。斯大林未必這樣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無法在哲學方面達到哪怕是相對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環節是他不能掌握辯證法，“領袖”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想擴大自己哲學方面的知識。根據紅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