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黨的八大前後所提出的對經濟發展速度和農輕重關係的正確認識也就受到了嚴重衝擊。
1958年下半年，“青壯鍊鐵去，割禾童與姑”，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1959年5月，周恩來安排八個副總理下去調查研究，提出把勞力從鋼鐵、水利方面儘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周恩來認為大鍊鋼鐵、大搞工業之後出現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工業與農業的不平衡、生產與生活的不平衡，需要進行調整。到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一直在宣傳上述思想主張。廬山會議前夕，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在給中央的《當前工業生產中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是嚴重的，要求下半年首先是第三季度必須進行整頓和鞏固工作，調整比例關係和整頓生產秩序。7月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將這個報告分送到會同志參考。周恩來是贊成這個報告的主張的。當時毛澤東也是支援這個報告和周恩來的思想主張的。毛澤東提出，過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就是要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首先要把農業搞好。但是，廬山會議後期，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調整被擱置起來，掀起了新的“大躍進”高潮。
1960年農業生產繼續遭到破壞，經濟形勢繼續惡化，許多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嚴重後果。1960年8月，周恩來、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提出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這一方針。從1961年到1965年是我國曆史上五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
國民經濟調整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而首要的是要適當地調整農業和工業的相互關係，使工業的發展規模能與農業基礎相適應。周恩來說：“在當前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是一箇中心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農業生產下降的影響最大。沒有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工業的發展不能不受農業的限制，也就是說，工業的發展規模，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的可能性，也絕不能擠掉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1頁。
“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發展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哪裡？
首先，周恩來透過運用工業總產值與農業總產值的變化來說明二者的不相適應。1962年3月28日，周恩來指出，過去幾年中，一方面是重工業生產發展速度過高，另一方面是農業嚴重減產，輕工業生產增長得少。1960年比1957年，工業總產值增加1。3倍，農業總產值下降23。6％；在工業中，生產資料產值增加2。3倍，消費資料產值只增加47％。這種狀況表明，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比例關係是很不協調的。過去幾年的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不但同災年的農業生產水平很不相適應，就是同目前條件下正常年景的農業生產水平也不相適應。幾天後，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指出，1962年農業總產值計劃為420億元，比1957年的537億元下降22％，只相當於1951—1952年之間的水平。而1962年工業總產值計劃是880億元，比1957年的704億元增長25％，這是不相適應的，在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生產水平是不穩固的。
其次，周恩來根據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什麼變化，仍然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依靠手工勞動，而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構成卻有了變化、農業勞動力卻相對減少來說明當時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大躍進這三年，農村人口到城市的多了，1957年城市佔總人口比例是15％，而現在是19。5％，如果我們再不煞住這個車，那還要遞增上去。這對我們今天沒有過機械化關的農業是不許可的。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再一次指出，“大躍進”使得農村的人力減少，而城市人口卻大大膨脹起來。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占20％，達到13000萬人，而農村人口所佔比例降到80％，絕對數也降為54000萬人。城鄉人口的這種比例同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水平不相稱，引起了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緊張。
為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周恩來特別突出地強調實行以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