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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放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有些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標，必須大幅度地下降。他說：“重工業部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保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增產更多的化肥和農藥，增產更多的中小型農具和適合需要的、質量更好的農業機械。”“對於那些不是當前急需、原料材料供應不足的產品，應該降低它們的生產指標，並且對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進行必要的裁併。”《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8—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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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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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騰出一定數量的材料、裝置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別是農業生產方面，並使那些最重要的專案能夠建成投產發揮作用。“現在一般地不應該再增加新的專案，而且，對還在施工的專案必須逐個地進行審查，堅決地停建一切應該停建的專案，推遲一切應該推遲的專案”。《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2頁。
必須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周恩來認為“這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1961年動員了1000萬城市人口下鄉，其中絕大多數是“大躍進”中從農村來到城市的。1962年3月，周恩來說：“目前的城鎮人口仍然過多，農業可能提供的商品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養現有的城鎮人口還有困難。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低以後，現有的職工人數也還顯得過多。”同上書，第380頁。1962年繼續減少了城市人口1200萬。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原因和任務，具體負責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組織實施，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寬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
第一，進一步加深了對以農業為基礎的重要性的認識。“大躍進”中大辦工業不僅脫離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脫離了農業基礎，而且削弱了農業基礎。農業基礎不穩，工業也不會穩。農業興，百業興；農業衰，百業衰。在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的情況下，如果不把農業這個基礎恢復起來，工業基礎也站不住。“大躍進”之後的農業生產條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耕地面積減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中小農具和運輸工具十分缺乏，肥料的增長和機械化的提高不可能很快，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需要時間。“現在的農業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模的工業”。“在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必須有一個大幅度的調整”。同上書，第409—410頁。背離以農業為基礎的規律就要受到懲罰，自覺調整不適應農業基礎的工業規模，是堅持按以農業為基礎的規律辦事的積極辦法。
第二，進一步加深了對農業是基礎的內容的認識。農業是基礎既有其質的規定性，也有其量的規定性。“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頁。“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捲上冊，第120頁。馬克思的這兩句名言，第一句是從質的規定性上講的，第二句是從量的規定性上講的。周恩來在經濟恢復時期提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對農業是基礎的質的規定性早有深刻的認識。在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農業是基礎的量的規定性。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目前的問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農村到底能供應城市多少商品糧、勞動力、工業原料，解決多大的市場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城市才能搞多大的工業。此後，他又多次闡述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發展受農業生產水平制約的五個方面的具體內容：（1）農業能夠供應多少商品糧給城市，城市就能辦多大的工業；（2）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勞動力來辦工業；（3）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少原料；（4）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市場；（5）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運輸力。此外，關於農業對商業、外貿、財政、國家資金積累，甚至對文教的作用，他也時常有所論列。
第三，明確地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1949年12月，周恩來就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的思想。1960年8月1日，周恩來會見波蘭駐華大使克諾泰時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如果二者結合得好就可能發展得快一點。但是，在這之間的十年中，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並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