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主導的繼承方式——嫡長子繼承製。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兩種文化的衝突與交融便引發了較長一段時期中，繼承製度在實際操作中的搖擺，其表現是非正常化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皇權過渡。
自隋開國至“讓皇帝”李憲所生活的年代，對皇位的爭奪就沒有停歇過。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楊勇與晉王楊廣，唐代高祖時的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其顯著特點便是嫡長子的繼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長子的挑戰，其結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廢，另立儲君。
“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這是李憲自己對辭讓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釋。其中這“功”由來源於對兵權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的慣例，作為儲君的他們不能擁有兵權。最初是出於對儲君自身安全與國家安定統治的考慮。而漸漸的，對功臣將領的不信任使得兵權轉移到了非嫡長子子嗣之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的他們就有了與合法繼承的嫡長子競爭的籌碼。功高震主，聲名遠播之時，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些利益衝突。
本應依照上述定論發展的儲位之爭，在李憲與李隆基之間卻失效了。沒有兵戎相見，爭鬥結黨，而是平靜異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謙讓。也許是30年的世事變遷使李憲已經看慣了這一次次歷史悲劇的重演，開始了對歷史的反思。這就不能不談及李憲超脫這種歷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憲不僅是嫡長子，而且還有著兩次被立為皇儲的經歷。“文明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為皇嗣，則天冊授成器為皇孫。”雖然，就這點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優勢，但這兩次都是武則天定立李憲為皇儲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李旦變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變成了“武成器”。作為其祖母武則天法定繼承人的李憲還曾有過姓武的經歷。在反武勢力奪得政權的當下，這兩次的儲君經歷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開國至李憲所處的時代，對於非嫡長子繼承皇位，大家都已經司空見慣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輿論阻力會很小。
李憲那酷似父親李旦的性格並不擅長與人結交。從李憲墓的壁畫內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簡出，與琴簫為伴的性格特點。與現已發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畫相比，李憲墓壁畫中沒有迎賓的熱鬧場面，沒有馬球場上的馳騁爭鬥，只有音樂歌舞和溫文爾雅的仕女形象，這與唐書記載中李憲精通音律、為人謙和謹慎，從不與外臣交結的為人宗旨、性情特徵相符。李憲“尤恭謹畏慎，未曾幹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對政治興趣不大，可以說是朝中無人。韋氏失敗後，其族人韋嗣立險些被株連。李憲敬重其正直的為人，“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而這唯一曾受過李憲恩惠的韋嗣立又被貶謫。並且從李憲對韋嗣立的救助來看，李憲為人善良，也確實不精於政治，至少沒有掌控當下全域性的觀念。
李憲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唐隆政變，但對於李憲是否參與了擁立睿宗即位這一事件至今還無法斷言。只有《資治通鑑》上有著關於李憲與李隆基一同力勸睿宗登位的記載。劉幽求對宋王成器與平王隆基說，相王應出鎮天下了，“眾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而後“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加之李憲本人並非無能之輩，以及玄宗即位後對李憲的各種“嚴加防範”，我們可以猜測，李憲很可能參與了擁立睿宗的活動。即使是這樣，李憲的功勳仍遠遠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著聯合姑姑太平公主蕩平韋氏之亂的業績與輔助父親李旦重登大寶的功勳，且手握重兵猛將，極富政治頭腦。李隆基有著較高的政治素養，更有親自掌管的軍隊作為政治憑藉。就連榮寵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憚其英武”。與他相比，兄長李憲在政治上表現平平，幾乎無所作為，一貫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無為思想。總體來講，其實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對李隆基而言，結交親信，籠絡大臣是他的專長。之所以能夠登上太子之位，也離不開在一旁敲邊鼓的大臣們。討論立儲議題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作為堅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劉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劉幽求只是其中一個。鍾紹京，崔日用，劉幽求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