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蔡文所提出的支援該職為皇儲封號的證據都來自於德光之後，無風懷疑“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之所以變成皇位繼承人的專利，可能正是因為太宗是從這一位置登上寶座。
另外，我們還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帥後，雖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統軍出征，但其在中央決策中的作用依舊。據《太祖紀下》，天贊三年，太祖在宣佈大舉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權幾乎所有重要人物，釋出了一道詔書，特意提到“憲章斯在，胤嗣何憂？”這句話恐怕針對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當時確有反對耶律倍的聲音，但太祖親自現身說法，表達了對太子的支援。而且，在宣佈西征的同時，耶律倍受命監國，這更表明了太祖對其絕對信任。太子雖未參與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劃者，並於天顯元年隨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後，直趨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圍攻忽漢城時，他更是直接領導了這次軍事行動。這說明在德光任大元帥後，太子仍然在遼權力中樞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相反，我們還沒有發現太祖在位期間德光參與中央決策的記載。
德光為太祖所立說的第四條證據來自《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傳》。文曰：“初，太祖嘗謂太宗必興我家，後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冊倍為東丹王。”所謂“太宗必興我家”，僅見於此，從上文分析來看，並非沒有可能為太后所捏造。比如，《李胡傳》謂“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而從上引太祖對諸子的評價可以看出，他並不喜歡李胡。因此，解讀這段史料的關鍵是澄清阿保機為何以耶律倍主東丹。
這似乎可以看做太子主東丹系避讓太宗說並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變了對耶律倍的看法，準備讓德光繼位，他不會愚蠢到用封東丹的方式來處理失寵的太子。阿保機一生多次經歷諸弟之亂，他對皇室內亂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為了保證他親手建立的大契丹國不至於在其死後陷入內戰，他肯定會盡量做出安排，爭取消彌這種可能。他應該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繼位，曾被立為皇太子的耶律倍很有可能發動叛亂。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東丹交予他，無異於大大加強了他發動叛亂甚至成功顛覆德光政權的可能。而《義宗倍傳》載“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說，在太子得知太祖的死訊後，他並沒有在東丹集結軍事力量，帶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趕了回去，身邊似乎並沒有多少軍隊。這說明耶律倍認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如果太祖已經決定讓德光繼位，太子不可能在沒有什麼準備的情況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實上，耶律倍為這一草率行為付出了慘重代價。德光繼位後，他一直不被允許返回東丹。而德光多次巡幸東平，其目的應當是安撫東丹國內支援前太子的勢力。
那麼，阿保機為什麼讓耶律倍主持東丹呢？《義宗倍傳》記載了阿保機本人的解釋，他對太子說：“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以太子主東丹，是為了憑藉太子的崇高地位“見朕愛民之心”。從“非可久居”來看，似乎太祖讓耶律倍留居東丹只是臨時措施。也就是說，阿保機並沒有準備將太子長期留在東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後繼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東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義宗倍傳》提到“（太祖）賜（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我們知道，雖然此前太子在禮儀上已是契丹國的第三號人物，但“皇太子”的稱號與阿保機的“天皇帝”和應天的“地皇后”畢竟不在同一層面。而“人皇王”一稱顯然是為了與“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稱號並且擁有“天子冠服”後，雖然太子仍只是第三號人物，但在禮儀上似乎已上升至與他們相同的層次。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來自於漢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於渤海深受漢文化影響，有效的統治需要一位漢文化水平較高的親信重臣，在這種背景下太子倍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耶律倍之漢化詳見下文）。
綜上所述，太祖晚年棄倍立次子說並沒有可信的證據。相反，在《遼史》中有一條證據，可以說明耶律倍確係阿保機指定的繼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為阿保機之弟）”條載：“太祖遺詔寅底石守太師、政事令，輔東丹王。”又曰：“太祖命輔東丹王，淳欽皇后遣司徒劃沙殺於路。”這處記載沒有明確寅底石是輔耶律倍主東丹，還是輔佐新皇。從情理上說，象阿保機這樣的雄才大略的開國君主在彌留之際，最牽掛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國家的命運，而此時決定這一國家命運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繼承人。很難想象阿保機會棄大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