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學來看，資本主義萌芽應該是指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也就是說，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實際上規模龐大的“工業企業”——兩大軍械監，但那並不表示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係，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係，按照學術觀點，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關於是不是資本主義在萌芽，必須把考察的物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這種物件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比如軍械監這種明顯就是“孤證”。必然性是存在於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
唐有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但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這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為此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係出現。歷史上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
這也就是李曜想方設法要使類似於太原王氏這種“大地主階級”放棄對田產的執著，轉而投身僱傭關係的工商業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這種風潮，各種大大小小的“地主階級”都踴躍進行工商業投資，這種生產關係才算真正形成，也才會“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不會中途夭折”。
當然，生產力是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力。資本論說“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
更簡單的說，如果全民餓肚子，資本主義就純屬空想。
至於在原先歷史上的中國農業，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於高峰。江南（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水田的開發，引起綠色革命。耕犁製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於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達於成熟。
明清兩代，中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於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產品種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傳統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以單個家庭與小塊土地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無論人力資源還是土地面積都不具備擴大再生產的條件。因此，它無法保證富餘產品的穩定產出，更無力供養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民間市場。
中國自古是單一制君主集權國家，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並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於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鉅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現，則成為改變這一切的契機。農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繼續做；朝廷經濟制度改革，他已經開始做了；生產關係的變化，他正打算推進
（無風注：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