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廣泛地推行“攤丁入畝”，以用田編役之法逐漸代替了裡甲編審制度。清康熙年間，“丁隨糧派”或以田攤役的地區，在全國全面頒行了攤丁入畝之制，飭令各省奉行。這樣，將丁役銀負擔從人口方面全面轉向土地方面，以減輕貧民疾苦，穩定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勢在必行了。
其次，從其實施的現實背景來看，清朝實行攤丁入畝，始於康熙五十一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諭令，試行於五十五年的廣東，推廣於雍正初年。當時正值康雍乾盛世，中原無戰爭，邊關無寇擾，國用充裕，社會安定。
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認為，這一時期，清王朝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他還援引美國學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有關資料以資說明，即“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佔百分之二十三。”著名經濟史專家吳承明先生也認為，“有清一代，生產增長，市場繁榮，十八世紀達於高峰。十八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實行賦稅改革，其目的不可能侷限於一時的財政衝動，而更多的是透過賦稅制度這一聯絡千家萬戶的大政的最佳化，來達到長治久安；應視為一種刻意展示的政治姿態。
眾所周知，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亂”後，清王朝在中原的軍事威脅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屢遭懷疑，這就是來自那些意圖復辟明王朝的“遺老”們的非議與譏詆。要徹底孤立他們，就需要政治、經濟雙管齊下，政治上高壓震懾，即後人熟知的興文字獄；經濟上迂迴徐進，先是頻繁蠲免錢糧，繼則“永不加賦”，藉助寬鬆優容的賦稅政策來固結中下層民眾，瓦解“遺老”們的社會基礎。
另外，時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聖祖玄燁已是武功文治集於一身，自然也要彰顯政績，光大恩德。玄燁本人就曾多次向臣下標榜自己的親民愛民、體察民情。如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他說：“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次年，他又說：“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為生？”後來全面行攤丁入畝的雍正皇帝也常稟承先皇遺訓，曾多次面諭群臣要勤政愛民，說他自己“勤求民瘼，事無鉅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
雍正在其繼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別釋出諭令，要他們把錢糧徵收放在所負之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對直接徵收錢糧的州縣官諭令尤嚴，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這就是說，除了確保國家財政足額，亦強調其社會公正的維護和社會心理的引導，也就是透過寬免賦稅的的政策來營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會氛圍。
李曜如今，正需要這樣的氛圍，不僅是穩定人心，而且還要養望。
養望養望，怎麼養？坐在家裡吃了睡、睡了吃，顯然只能養肉，要養望，就必須分利於眾！
但正如之前他反問何知淺的那句話，萬民，是否包括“肉食者”？從他要行“攤丁入畝”來看，“肉食者”們顯然是不會太滿意的了。從免稅到交稅，任誰也會不滿意，除非他是聖人。這也正是李曜之前提到“尚未與王摶相公提及”的原因。
如今的李曜，已經是隨時隨地“養望”了。王宗範縱然是被俘之將，此時李曜也絲毫不擺架子，不做隱瞞地道：“天下萬法，雖萬變不離其宗，但該改之時便須及時修改，如今兩稅法弊端漸顯，是到修訂之時了。我欲使天下丁稅皆免，有產者按田畝繳稅，上至聖人，下至農商，均不免除。”
此言一出，別說何知淺與王宗範，便是打算“再看一看”的黃崇嘏都震驚了，下意識驚呼：“右相欲於中樞群臣、地方豪強從此決裂麼？”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