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行在對這一切，均無任何表示，行在和節帥府同時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願主動提起，以免禍從口出。
一個月後，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陣右軍駐守華州之外，親帥開山左軍、開山右軍、摧城左軍、破陣左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以及護國近衛軍共計九個軍，戰兵六萬餘，輔兵四萬餘，合計十萬餘大軍，號稱十五萬，放棄長安不管，忽然攻下長安北邊的耀州，直撲長安以西、鳳翔以東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舉切斷了長安和鳳翔、邠寧之間的聯絡，而李曜則東可以圍困長安，西可以進擊鳳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貞聞訊，立刻下令長安守軍撤出長安，迅速向乾州集結，又同時下令邠寧、鄜坊等各處出兵，與他親自統領的鳳翔大軍在乾州會合。
“乾州會戰”，已經完成了一半的準備工作。
然而就在此時，李曜卻並不應戰，反而忽然轉頭，大軍南下，連剛剛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撲長安，當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寧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來到長安，大唐帝都。
許多人談起唐朝，都有一種心馳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長安去過幾天舒心日子才好。實際上，眼下到了長安的李曜，看過了長安的模樣，才知道唐代長安的老百姓也不好過。那繁榮的市場和令人讚歎的都市生活，並沒有給下層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就拿李曜眼前的長安城來說，宏偉、壯麗，無與倫比。但卻不要以為城內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個龐大的城垣，在李曜看來，只是皇權物化的極致而已，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它的規模巨大、宮闕輝煌、佈局規整、市場繁榮，恰恰反映出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皇權與社會的對立。
在眼前這個長安，規模巨大的城垣和輝煌耀眼的宮闕，毫無疑問是為了體現並象徵皇權的神聖與帝國的偉大，而不是其他。這種皇權的神聖和帝國的輝煌，不是建立在與民眾、與社會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對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為了壓榨出編戶齊民之“小”；高聳入雲的宮闕，正是為了比照出芸芸眾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面建築儲存完好的北京故宮參觀，就得到過這種感受。
站在午門外，所感到的不僅是輝煌，而且還會感到深深的壓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腳下，而且整個城市還要匍匐在皇宮的腳下。即使在皇宮內部，無不直線多而曲線少，金碧輝煌多而玲瓏秀麗少，雖嵯峨卻也呆板，雖宏偉卻也僵滯，威嚴有餘而活潑不足，象徵性強而實用性不夠。一般人在這種輝煌面前，除了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以外，還能感到什麼呢？
大軍臨空城，自然輕鬆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後，親自視察全城。在長安城中，最威嚴的莫過於宮城，其次就是皇城。宮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其威嚴壯觀，普通百姓看著就會發抖。
李曜望著宮門，忽然覺得，後人對它的自豪，可能不過是那時的自己，彷彿可以支配它的一種“主人”式虛幻錯覺，至少現在的平民在那裡可絲毫不會感到自豪，那些遠遠打量著自己這個克復長安大功臣的民眾，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裡，接受那種“天子腳下”所必須的特殊約束。
從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納入了皇權至上的都城佈局之中。表面上，郭城與宮城、皇城構成了一個整體。實際上，郭城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由此喪失殆盡。隋唐以前，都城建設一般只考慮宮城，即小城，居民區則順其自然，無規則狀，沒有與宮殿形成佈局上的配合。這種居民區的雜亂無章不足以襯托君主的偉大，但卻使其具備了相應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自由度。而隋唐長安則把民居和市場均納入了都城整體，使其成為宮城和皇城的陪襯。最明顯的，就是坊裡的設計，基本不考慮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慮服從於皇帝的權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說就是象徵“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裡東西四列，據說是“以象四時”；從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據說是“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環築坊牆，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建築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所以只開東西二門，不像其他坊四面開四門。少開兩門兩街，必然會對坊內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裡，除三品以上高階官員和勳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