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內居民生活受到諸多障礙。但是，無論你在生活上有多麼大的不便，你只能對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絕不能對繞著圈兒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類，更不可能隨便“流竄”到這一“首善之區”。輝煌給普通百姓帶來的，除了不便以外，還有什麼呢？或許也只就是心理上的一點慰藉了。
由於坊里布局目的在於體現皇權的偉大，所以，儘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卻仍照設不誤。正南距郭城南門明德門尚有兩坊的開明坊，“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興慶宮正南第五坊升道坊，“盡是墟墓，絕無人住”。因此，郭城南側的各坊，居民不多，本無設坊的必要。之所以設坊，顯然只是一種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古代版本。這種“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呆板整齊，李曜記得宋人曾讚譽為“畦分棋佈，閭巷皆中繩墨”的“一代精製”，但在李曜這個習慣“市場經濟”的自由論者看來，究竟是適應居民生活生產的需要還是束縛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無需多辯。
品味，感受。騎馬漫步長安的街道上，李曜邊看邊思索，他知道，長安雖看起來雄偉壯觀，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構思，只可能出自與他的腦子裡。
作為都城，長安的街衢極為寬廣，而且方向筆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據考古實測，除橫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寬者近六十丈，通城門的大街多寬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順城街也寬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條件下，這麼寬廣筆直的街道，顯然不是為實用性的交通而設，而是為統治需要而設。空曠的街道，高聳的坊牆，封閉的閭巷，使居民無處不在大唐帝國的龐大身影之下，看起來壯麗巍峨，實際上在李曜看來，也等於造就了國家強暴社會的文化氛圍。
後世許多人都對長安的市場繁榮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經過仔細考察，卻發現許多問題。長安的市場，以東西兩市為代表。而規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業區限定在兩市，這種“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應該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活動的實際是高度不適應的。如果說長安市場貿易有過繁榮的話，那應該也只是一種專制集權帝國的畸形繁榮。
東西兩市各方六百步，不過李曜實測之後，發現其實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過後世一平方公里的大小，相對於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說，這點商業區實在是太小了，僅僅佔城市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時還在東西兩市設立了常平倉，修建了放生池，又佔用了相當一區地盤。常平倉的儲粟大約在二三十萬石之間，其面積不小。常平倉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機構佔地之後，真正的貿易區域實在寥寥無幾。在這樣一個面積和空間十分有限的市場中，到底能容納多少大商小賈，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夠受惠其間，是大有疑問的。而在李曜問過隨行官吏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猜測果然沒錯，東西兩市並不是為一般居民服務的市場。
同整個城市佈局相適應，東西兩市的建築規整劃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劃分為九個區域，市中央設定市署和平準局進行管理。各種店鋪集中設定，形成不同的“行”。為了求得店鋪的整齊，中宗時曾專門下詔稱：“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這種禁置偏鋪的做法，顯然不同於今日的禁止佔道經營，因為唐代兩市的道路兩側有兩米多深、近一米寬的水溝，偏鋪不可能伸展到水溝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設定、顯然不是經濟規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現。
所謂的“行”，並不是由貿易活動自然形成的行業，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預下形成的“某某一條街”。這種集中設定的行，不是商貿活動的發展需要，而是一種“供給”制的需要。如果從東西兩市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角度來考察，從政府的“方便”來考慮，不難得出合理的解釋。
東西兩市的位置，都臨近皇城和宮城，顯然其貿易活動主要是為皇室貴族和官僚集團服務的。而西市的繁榮，又以“胡商”最為著名。胡商所經營者，多為珠寶珍貴，非尋常百姓可問津。因此，東西兩市，從設計思想到實際效果，主要是為宮城和皇城以及周圍的官邸豪宅服務的，“公款消費”有可能佔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後世許多文章引吳湊任京兆尹時請客一事為例來說明兩市飲食業的繁榮。“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其實，這同後世某些貧困地區的餐飲業和娛樂業畸形發達沒有什麼兩樣。以東西兩市某些豪華奢侈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