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說三道四？”
敬翔笑道：“不錯，正是此意。王珙，志大才疏，以王重盈嫡子自負，實則碌碌之輩耳，城府全無，大王親自安撫，還怕他不乖乖就範？”
朱溫哈哈一笑：“子振妙計，某知矣。來人，速請王陝虢前來議事！”
當夜，朱溫說服王珙，先退李克用軍，再表其為蒲帥，王珙以為朱溫親口承諾，必然無誤，振奮非常，主動請命為擊潰李克用之前鋒。朱溫並不相信陝虢軍之戰力能與河東軍對陣，只准其固守蒲津渡口，王珙領命。
王珙一走，朱溫與敬翔相視而笑。朱溫滿心歡喜，道：“只消擊退李鴉兒，兩池巨利，便為我有！有此聚寶盆在手，便是那李正陽再如何生財有道，我又何懼之有？”
敬翔也笑道：“當年大王求兼鹽鐵，為朝廷所拒，如今只消得到河中，必為傕鹽使，卻看朝廷再如何拒絕！”
朱溫聽了，眼中寒芒一閃，恨恨道：“不錯，兩池到手，我看朝廷再如何應答！當日田令孜無智，竟對王重榮動武相逼。如今我若為傕鹽使，不兼鹽鐵（鹽鐵轉運使）又有何妨，倒要看朝中劉季述之輩可敢與我叫板！”
唐朝傕鹽使的設定乃從德宗起，這是專門為處理河中解縣、安邑兩大鹽池而設立的特別職務。榷鹽使的派設事實上提高了鹽池機構的級別。兩池生產、運銷一向自成體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地域特殊性，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統。特別是，鹽池周邊所在旁及數縣，而營銷範圍更遠，其所管理的業務自較一般巡院為廣。有記載稱“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下豪商滑賈，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的複雜情狀。《新唐書》中，在說明元和中鹽鐵使李巽對東南進行鹽法改革後，也指出其時“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和“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的事實。可見無論是從擴大營銷業務和利潤，還是從加強緝私出發，榷鹽使的設定都是必要的。
榷鹽使級別既高而權利範圍又較一般巡院為大，則在其領導下必然形成相對獨立的管理，據史料記載，史牟在任使的同時即對鹽池進行“變法”，但這一點並沒有改變鹽池隸屬度支的性質。後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針對“盜鬻兩池鹽”者恢復死刑及增加團保連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盧弘正並派判官司空輿為榷鹽使整頓池法，可知度支使正是透過榷鹽使而強化緝私和鹽池管理的。
不過，榷鹽使雖與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則介乎度支使與巡院之間，實相當於東南地區的揚子、江陵等大鹽鐵轉運留後。實際上他們的官職遠遠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職為金部郎中，而司空輿僅為“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職雖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後的榷鹽使錢義方是“右庶子”、鹹通中的李從質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但是仍然低於以尚書、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與度支的關係是明顯的。
朱溫爵封郡王，職為中書令，為何看得上這一職務？要知道兩池榷鹽使隸於度支，因而榷鹽使由中央派官充任，兩池鹽利也完全“利系度支”，這只是唐末以前的情況。《唐會要》說“（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為定額。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能夠制定定額並按照定額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透過度支——榷鹽使完全控制和擁有鹽利的充分體現。
但是問題是，再往後就不同了。中和元年，僖宗幸蜀，到光啟元年，車駕還京時，已是“江淮轉運路絕”，“郡將自擅，常賦殆絕”。時以田令孜為神策軍使，招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總領其權。
時軍旅既眾，南衙北司官屬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唯以關畿稅賦，支給不充，賞勞不時，軍情諮怨。舊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稅課，鹽鐵使特置鹽官以總其事。自黃巢亂離，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榷務，歲出課鹽三千車以獻朝廷。至是令孜以親軍闕供，計無從出，乃舉廣明前舊事，請以兩池榷務歸鹽鐵使，收利以贍禁軍。詔下，重榮上章論訴，言河中地窘，悉籍鹽課供軍。
《唐會要·宦官傳》說：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兵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為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