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孜生事。
這說的是：光啟元年，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奪鹽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鎮間的戰爭。但此事上，各史料所記微有不同。《紀》和《會要》稱田令孜是要求將鹽利依“廣明前舊事”、“廣明故事”隸鹽鐵使（應即指度支）而轉用供軍，傳則謂其請以兩池鹽利直接“隸神策軍”。從田令孜生事是因“親軍闕供”分析，此事在後者更順理成章。《資治通鑑》記光啟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與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軍而兼兩池榷鹽使，是為宦官干預鹽政之最。不過就重榮所言“使名久例隸當道”和其他記載表明，唐廷以河中節度使領鹽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預，都不是始於此際而是其來有漸。
早在乾符四年，王仙芝、黃巢進陷沂州、鄆州等地，並攻圍宋州。受其影響，陝州、河中相繼發生軍亂。河中的軍亂應是其地不安定的開始。朝廷遂以竇璟鎮之，次年九月，復以戶部尚書判戶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與此同時，兩池的管理也發生相應變化。《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
李襲吉當年就曾被擢為鹽鐵判官，說明這時的榷鹽使已由李都兼任。唐廷以節度使兼掌鹽池，大約是藉助其兵力以保護鹽池，這種情況也許是自竇璟即開始了。但既以地方掌鹽利，與中央的關係將如何協調呢？
其實很簡單：由宦官任副使。比如宦官吳承泌充“解縣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與竇璟李都等任使同時。“催勘”的意義是對榷鹽使應上繳的鹽利加以催促、檢稽，這是對節度使主掌鹽利實行監督的作法。吳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換言之是勾通藩鎮與朝廷關係，以保證鹽利無失的人物。吳承泌的任使，也許是宦官直接操縱掌管鹽利之始。他的任使是從乾符末一直到“蒲帥王重榮盡佔鹽租”之前。甚至在“關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後，他所催徵得的鹽利還被用為“傳檄諸道”、“責官司奔問之儀”的本錢和號召，並被用於供給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勤王的軍隊。由此可見，在黃巢亂軍佔領長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擁有鹽池之利，只是這時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隸屬下的榷鹽使，而鹽利的獲取實際上已需轉借藩鎮之力和宦官之手。
進一步的變化是在王重榮任河中節度使之後。廣明元年十一月，王重榮以河中都虞候作亂，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認，命為留後，次年四月覆被詔命為河中節度使。重榮任留後及使同時，大約即“盡佔鹽租”，故田令孜請兩池鹽利，有“廣明故事”之說。《資治通鑑》綜合諸史料，稱廣明元年黃巢入華州，“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但不久即發兵相拒：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材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
王重榮抗拒黃巢，正是因其不欲將鹽利供黃巢隨意索取。此後王重榮與王處存結盟，營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與沙陀李克用軍的初次聯合。《資治通鑑》記載其事曰：
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親善，彼亦有殉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鄭從讜，時河東節度使）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
往後讀者諸君盡知：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領兵出河中，不久即打敗黃巢兵將，與諸鎮兵會於長安，並大戰渭橋，乘勝追擊，“京師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說起來，李克用的沙陀兵雖為平黃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夠順利濟河入關，實賴有王重榮的全力支援。司空圖對此寫過：“但既逼寇仇，且當津要，車徒遝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京室；慮風迴於原燎，竭日費於雲屯；輯睦允諧，供儲克贍，棟持廣廈，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慶延殊渥”，其對王重榮興復唐室不無溢美。但說到借道諸鎮，使“戎夏駿驅，共匡京室”，及竭財贍軍，“竟以數郡之力，壯勤王之師”未必不是事實。所以說，河中兩池鹽利在其中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繼以李都、王重榮為河中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