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據李曜現在的瞭解，至少當前北運，實際是每鬥300裡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約6。25斤，則北運斛鬥費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車載腳直兩倍多。
如果說朝廷方面，官方腳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規定執行。比如德宗時，從淮南轉運諸州米至東渭橋，每鬥船腳約用錢200文。若按鬥米折6。25斤計算，從淮南至東渭橋的水路里程約2500餘里，設若以《大唐六典》規定的水運腳直計算，其運費約為230余文。可見，《大唐六典》諸規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開成年間，仍是如此。開成四年（839年）四月七日，圓仁由心淨寺至縣城，官家出面為其僱驢，20里路計驢功20文，即百斤百里百文。
然而各地民間腳直與官價差別就很大了。開成四年四月七日，心淨寺寺主為圓仁僱驢三頭，騎之發去，驢一頭行裡，功錢五十文，三頭計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里250文。高出官定腳價150文。不過據西去開拓商貿的一批軍械監商隊回來說，在敦煌，驢駝的腳直卻比較低廉。這個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鄉百姓馮文達奉差入京，僱八歲黃父駝1頭，僱價準絹5疋。敦煌距京師3650裡，假定駝日行70裡，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日絹3尺的官定僱直計算，僱價絹為312尺，折約8匹。高出實際僱價2至3匹。若實際僱駝價未含駝料價，以駝日給鬥菽為準，往返所需駝料為10。4石。敦煌絹1匹，斷價22碩。從敦煌至京師的僱駝價是5。5至6。5匹絹，低於官定腳價。這種差別，李曜為圖方便，當然不可能算得那麼清楚，便偷懶以價格還算適中的官定腳直作為民間腳直的引數。
其次，關於商稅。大唐前期長期未開徵全國性的商稅。到天寶年間，始開徵市肆之稅，即《唐會要·太府寺》記載的“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徵收的商品交易稅為五十稅一。唐後期，兩稅法規定的商稅為三十稅一。李曜對比後世的經濟情況之後一直認為，這農稅應該降低，而商稅還要提高。
再次，關於途中的貨物寄存費用。長途販運若超過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須宿店停貨，就發生貨物寄存費用，唐代稱為邸直。但是有較大一部分是免費的，所以李曜在計算時暫未計入經營成本。
最後，是糧食收購價。這個東西是漲跌幅度差距最大的（無風注：本書初期就有提及）。而李曜隱約記得後世全漢升的《唐代物價的變動》一文把唐代物價變動分為七個階段，即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的物價下落，安史之亂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漲。由於安史之亂，唐末兩個時期受戰亂影響，糧價之高過於異常，不符合一般價格變動規律，故他在計算時不予涉及，只選用比較正常的太宗高宗時期、開元天寶時期、兩稅法實行後這三個階段的糧價，作為引數。按說他應該選唐末時期，但他算這個東西的目的是弄清損耗比，以及可能獲得的利潤比，像他現在所處的這種時代，時漲時落，以他的數學能力，是沒法計算的，只能作罷。
於是，他假設唐代糧食陸路長途販運的距離為X，水運距離為Y，即可利用兩地糧價高低之差，考慮商人的一般經營成本和平均商業利潤，從而估算出X與Y的數值。
第一“題”，貞觀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貞觀十六年（642年），米鬥值5錢，尤賤處，計鬥值3錢。因鬥米約重6．25斤，百鬥米重625斤。假定販運百鬥米，以法定腳直為準，則其車載腳直約為百鬥每裡6文，水路沿流約為3。75、3。13和2。5文；在兩地糧價差僅為3文時，求陸路糧食販運距離X的計算式為：
5×100：2×100＋6X＋（2×100＋6X）×2／10
X≈36裡；
水路販運最遠距離Y可達：
5×100＝2×100＋2．5Y＋（2×100＋2．5Y）×2／10，y≈87裡。即在糧價相差3文的情況下，要保證有所贏利，糧食水陸販運的最長距離均不過百里。其中，購買糧食成本佔40％，陸路運輸費用約佔43．2％，水路運輸費用約佔21．9％。
第二“題”，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關中饑饉，米鬥300。五月乙卯，關中先水災，後旱煌，米鬥400。若按上述方法計算，假定它州仍豐收，糧價為鬥米5文，在兩地糧價差為295文情況下，糧食陸路販運距離X可達：
300×100＝5×100＋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