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就可以幾乎無限制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就可以把生產關係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結果事與願違,適得其反。
這就是“大躍進”
、人民公社。
強調階級鬥爭,雖然和蘇聯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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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胡繩文集
代有近似之處,但因為和大搞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別嚴重的災害。
第三種情況是,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徹底,收效甚微,未能堅持進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經濟管理體制的嘗試》一篇中所說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因此他主張,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利,擴大一點企業的權利。根據毛主席的這種思路,在1956年以後的幾年間,進行了幾次放權給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這些改革中包含著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但又指出,這種改革當時並未生效,往往成為放權和收權的反覆。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著上述的兩種情況有關係的。
第四種情況是,黨做了不少糾正“左”
的錯誤的工作,透過這些工作,縮小了“左”的錯誤造成的危害,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尤其可貴的是,還提出了一些從長遠意義上說來很有價值的新的觀念。
例如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堅決駁斥了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強調經濟核算的重要性。在1960年以後,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央領導同志們在工業、農業、知識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書中,對於1961年鄧小平同志領導制定《工業七十條》的指導思想,對於1962年鄧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產到戶的主張,對於周恩來、陳毅同志在1962年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價。
書中還談到60年代初期,曾試辦托拉斯。
當時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領導同志,已經逐漸發現單靠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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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業,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還說,要學習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很容易想象,這樣的看法不久後就被攻擊為資產階級觀點。總之,在那十年中確是經過正面、反面的經驗,得出過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現了擺脫“左”的思想束縛,避免蘇聯模式弊端的趨向。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思想只能在一個短期內多少起一點作用,或者簡直在剛產生後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據以上這些情況來看,人們也許會說,這十年的探索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收穫。
但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這是因為,第一,這十年雖然由於“左”傾錯誤而遭到嚴重挫折,但是如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薄一波同志這本書中所說的,我們仍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過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從長遠來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正面、反面的經驗,我們在1978年以後,就未必能那麼迅速地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在190年以後,世界上常有人提出問題說,為什麼中國能夠不發生像蘇聯、東歐那樣的變化?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當然要說,這是因為我們在近十幾年來已經走上了一條透過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但是,如果進一步追究,恐怕還應該回顧歷史,追溯到1956年,即我們開始十年探索的時候。在那時,中國的面前本來有一條毫無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蘇聯的模式做。如果那樣做,就不會犯“大躍進”
、人民公社那樣的錯誤,也不會和蘇聯發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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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衝突,而是維持“牢不可破”的關係,以至成為一個大的“衛星國”。最後,中國就會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為從莫斯科開始倒下來的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個!
由此可見,由毛主席在1956年、1957年發起的探索,是多麼重要。
這種探索,固然沒有能夠使我們立刻避開蘇聯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們曾在一個時期陷入嚴重的“左”傾錯誤,但是這些反面的經驗,給了我們以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