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我女友有相框，照片是我們倆和她父母的合影，他們家三個胖子，我一個瘦子，我豔慕地笑著，彷彿希望我也有成為胖子的那一天。我女友的相框是塑膠的，兩片薄塑膠夾住照片，周圍塗金漆，框子上有凸起的四個字：美好回憶。小白的大相框裡，一男一女，男的戴眼鏡，高大，女的不戴眼鏡，矮小。背景是海水以及海邊乾淨的樓房，翠綠明黃，彷彿水果糖，乾淨得一看就知道是腐朽的資本主義。
“左邊的是我爸，右邊的是我媽。我爸原來也是仁和醫學院畢業的，我媽是彈鋼琴的。”小白說。
我後來知道，顧爸爸是仁和的傳奇，每門課都拿全年級最高分，不給其他任何人任何一次得第一的機會。和大內科王教授一撥趕上鬧文化大革命，插隊到內蒙古，五年一眼書都沒看，王教授《內科學》看了九遍，四人幫一倒臺，四處炫耀，在別人面前倒背如流，還是不敢在顧爸爸面前背書。八十年代初，顧爸爸覺得國內實在是欺負人，男的做醫生做一輩子做到吳階平好像也比不上開豐田皇冠車的司機爛仔，女的做醫生做一輩子做到林巧稚好像也比不上穿露陰毛旗袍的涉外酒店服務員。所以顧爸爸透過一個臺灣教授的介紹去了紐約，下了肯尼迪機場，兜裡有二十塊美金。剛到美國，醫生當不成，還要吃飯，顧爸爸就當黑中醫郎中。買了一盒銀針，看了三天針灸書，八層報紙上紮了一天，自己胳膊上紮了一天，顧媽媽胳膊上紮了半天，然後就在紐約下城Bowery街附近的中國城開始扎別人的胳膊。三年後，《世界日報》上管顧爸爸叫神針顧，和包子劉、剃頭郭、大奶孫一個等級，店鋪開到哪裡，哪裡就交通擁堵，雞飛狗跳，治安下降。到了小白長大，看正經東西一眼就犯困，提到玩耍兩眼就發亮。顧爸爸覺得自己的種子沒問題，有問題的一定是土壤，美國沒有挫折教育，孩子不知道什麼叫吃苦，沒得過感冒，如果早上爬起來上學唸書感到內心掙扎，法律規定需要請心理醫生。顧爸爸打包把小白押送回北京仁和，交到昔日同學王教授手裡，說，還是學醫容易養活人，要是比我資質差，看一遍記不住，就照著你的方法做，看九遍，要是根本就不看書，就大嘴巴抽他。王大教授說，一定。小白第一次拿針，靜脈採血，像是拿著一把二斤沉一尺長的殺豬刀，要被採血的病人還是個老人民警察，刑訊時還多次犯過嚴刑逼供造成疑犯傷殘的錯誤，看見小白的眼神，說他聽見窗外有豬叫聽見門外北風吹，死活求周圍的護士再關嚴一點已經關緊的窗戶和門。辛荑說，小白別緊張，很簡單的，靜脈採血就像玩剁刀，和小時候下完雨，在泥地上玩“剁刀切肥肉”一樣，把病人的胳膊想象成在溼土地上畫出的肥肉。小白說，他小時候沒玩兒過剁刀，他開過卡丁車，他去Tango Woods聽過露天音樂會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去超市買肉也是切好凍好在冷凍區放好的。之後實習，小白也出了名，和甘妍一樣，被當住院醫的師兄師姐們重視。如果病人總無理要求見老教授和大專家，就把表情凝如斷山上半身如白板的甘妍帶過去冒充。如果病人總無理要求繼續治療，病好了還賴著病床不出院，浪費國家醫療資源，就把小白帶過來，告訴病人，顧大夫明天給你抽血，做骨髓穿刺和腰椎脊髓穿刺，還有血氣試驗，同時在病房裡大聲說：“顧大夫，你看看，咱們病房的局麻藥是不是剩得不多了。”小白比起顧爸爸，按我老媽的話說，就是黃鼠狼下耗子，一撥不如一撥，一輩不如一輩，都這樣。我的確不如我老媽，我不會說蒙古話，眼神裡沒有狼的影子，喝不動68度的套馬杆酒，喝多了也不會唱“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手舉鞭兒向四方，哪裡是我的家鄉”。我們教授也總這樣說，他們五八級的不如解放前畢業的，八零級的不如他們五八級的，我們九零級的不如八零級的。另外一個例子是辛荑。辛荑說，他爺爺最棒，最象日本人，解放前在滿蒙上的日本軍校，從初中開始，連上八年，中文基本忘了，動輒看見太陽就以為是日本旗幟流下眼淚，最無恥的論調是漢唐以後的中國文化精髓都在日本，中國早就異化忘本了，早就沒有笑談生死縱情酒色的大漢豪情了。辛爸爸就差很多，日語水平連爺爺的腳跟都摸不上，但是留仁丹胡，染黃頭髮，網名小腰向日葵，在MSN上勉強能用日文聊天，還泡上過日本籍寡婦黑木純子。到了辛荑，只對日本的毛片感興趣，什麼都看，學生，小護士，白領麗人。男的和女的，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男的和禽獸，女的和禽獸，一個男的和好幾個女的，一個女的和好幾個男的，好幾個男的和好幾個女的，等等。辛荑說，你看看人家的性幻想能力，不會日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