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擾所致。
因而一意孤行到底。
可是，在沒有達到社會產品極大豐富，科學文化高度發達，人民覺悟水平極大提高的情況下，臆想透過消滅社會分工，把各行各業都建成為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共產主義大學校”
，這實質上仍是一種向小農思想的迴歸，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小生產社會去。於是，６０年代初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從此中斷，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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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３０３
建設又一次受到極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
是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發展的巔峰，也是它的盡頭。新中國建立後，他一直在探索中國富強之路。問題在於，他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純潔”的理想社會，實質上是一個體現古代農民戰爭的“均貧富、等貴賤”的口號，結合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供給制生活實踐經驗的具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的、閉關鎖國的“烏托邦”。為了排除實現自己理想的障礙，２０年來，從反右派鬥爭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舉世敬畏的權威，無比雄渾的氣魄、浪漫主義的氣質，發動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鬥爭鋒芒所向，黨內黨外，城市農村，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各行各業，無不觸及，造成一時所向披靡的形勢。總之，他過分迷信革命，迷信階級鬥爭，迷信群眾運動，迷信過去的戰爭經驗，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為可以以此掃蕩一切前進中的障礙。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於他的異乎尋常的自信，“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
，發展到以是否忠於他本人作為分辨正確和錯誤的標準，進一步，更成為劃分敵我乃至劃分階級的標準。可是，自從“大躍進”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貫正確”
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來越多，這就使他越來越感到有必要恢復並加強黨內外群眾對自己的信賴，有必要樹立並鼓勵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同時這也就促使他越來越“左”
，最終使得他決心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是否可以認為，這是比較隱於內心深處的一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就給毛澤東加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這“偉大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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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師“
、“偉大的舵手”同“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相結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國古代聖人“君師合一”
、“內聖外王”的身份，而這也正好迎合了毛內心深處的一種追求。後來他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這四個太多了，願意只保留“偉大的導師”一個稱號。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講堂錄》中說的，“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
，“百代帝王”可說是他一生救國救民的宏圖大志之外求諸於己的另一執著目標。
林彪宣稱毛是“幾百年才出現一個”的天才，這種謳歌曾持續十年不稍衰。
“文化大革命”
的後果，當然為他始料所不及，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人民民主權利破壞殆盡，天下大亂做到了，天下大治卻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從輝煌的頂巔無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壯的低谷，從而為後人留下慘痛的經驗教訓。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澤東行將謝世之前，對身邊的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
怎麼交？
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
你們怎麼辦？
只有天知道。毛澤東這番話，道出了他內心的一種真情，以及對晚年思想和實踐的某種自省和憂慮；也可以說，他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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