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重新考慮許多問題,包括天下國家之大計和個人立身處世之道。學會成立的具體原因就是毛澤東說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熱切之心;二是,結成團體以便共同行動;三是,大家都是楊昌濟的學生。平時同老師接觸深淺不同,但在治學為人兩個方面,受老師的身教言教啟蒙誘導,則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進取,有所作為。
學會成立之初共有29個基本會員②,除羅章龍外,都是楊昌濟在第一師範任教時的先後學生。
成立會的這一天,討
①“湯誥”是《書經》中的篇名;誥即號令,帝王向民眾宣佈的話。
②1918年4月14日,學會成立時共到12人: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蕭子璋、陳紹休、鄒彝鼎、羅學瓚、張昆弟、陳書農、周明諦、葉兆楨、羅章龍;4個月後,又有何叔衡、周世釗、李維漢、鄒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陳昌、傅昌鈺、曾星煌等9人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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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了由毛澤東、鄒鼎丞二人預先起草的章程。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應當說,以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為首的第一批會員,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積極向上的奮鬥精神,他們都是品學兼優、很有抱負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
他們決不願庸庸碌碌虛度一生,都希望能為社會為國家有所作為。像毛澤東、蔡和森等少數人,還自認為對國家和社會負有“根本改造大任”
,以及造福全人類的宏大志願。但他們還沒有找到一條如何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他們當時將中國貧弱落後的原因,主要歸於國民“思想太舊,道德太壞”
,認為革新學術,改造全國舊思想為首要之務。
因此,他們提倡“學問要進步,品性要改造”
,寄希望於會員之間切磋學術,砥礪品行,互相幫助,共同向上,以清除個人的孤寂盲目。這個宗旨是很符合他們當時身份和思想狀況的。除開宗旨以外,章程中還有會員“須守之各規律”
: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這五項戒律,針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陋規惡習,也是楊昌濟平時最為厭惡而自己潔身力戒的。
毛澤東多年來就與朋友相約:不談錢,不談女人,不談身邊瑣事,早就過著一種鍛鍊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嶽麓山蔡和森家開的成立會上,蕭子升當選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當選為幹事。
大家一起聚餐。
“餐畢,討論會友出省出國諸進行問題,至下午散會。天氣晴明,微風掀拂江間的綠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給到會諸人的腦裡一種經久不磨的印象。”
學校畢業之後,首先是出路問題,大家都認為應向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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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此時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已經到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即將此事寫信告訴毛澤東、蔡和蔡、蕭子升等。蔡是最主張向外發展的。經過一次全體會議的討論,決定由蔡、蕭二人“專負進行之責”。蔡於6月下旬到北京之後,與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儉學及留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為此事籌集款項的湖南負責人為熊希齡、章士釗,蔡隨即同他們取得聯絡,寫信回長沙告知這一好訊息,所籌款項,還可以幫助那些無借債能力的人。
學會剛成立時,不到30個會員,幾個月以後,增加了一倍多。會員多是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和一些小學教員,他們還沒有多少社會活動的經驗。可是主其事的毛澤東和他的摯友蔡和森,對學會都有著很大的雄心和計劃。1918年7月26日,毛寫了一封談學會組織及會務如何開展的長信與蔡,蔡於7月底的覆信中說:“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於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尚待何時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後,新的黨派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爭奪議席,分搶官職,社會上對黨派之爭,印象極壞。如當時曾被選為湖南省議會副議長的徐特立,即視一切黨派為狐群狗黨,憤而辭去此職。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官僚政客更是結黨營私,朝秦暮楚,烏煙瘴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經歷了一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