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以後)就聽見有人說,總結1958年經驗的說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點是否“左”的問題?等等。對於這些非難,我們幾個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組會上為《紀要》辯護。
這個時候,發生周惠閒話事件。
周惠在同別人閒談時,半認真半開玩笑說,1958年無非三種人:官僚主義;不講真話(圓滑)
;看風使舵。
又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
這話傳出去了,引起軒然大波。
總理為此在7月20日專門開過一次會,批評了周惠。
黃克誠在這次會上同譚老闆有過爭執。
黃是7月17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週與我三人去看過黃。
黃同情我們的觀點,說他在書記處會上說過:現在講話很難,我黃克誠總還算是一個敢發表意見的人,現在也不敢講話了。
所謂有壓力,在神仙會階段就存在的。
彭總的信出來後,成為小組發言的中心議題。許多人都贊成彭總的觀點。記得東北組(組長歐陽欽)幾乎全部贊成(這在《簡報》上都有反映的)。自從參加中央會議以來,由於自己工作人員的身份,我從來沒有在小組會上發過言。關於人民日報1958年浮誇風的報道,吳冷西似在小組會上作了檢討。
有天我們兩人一起散步,他鼓勵我發言。
我大概是7月21日發的言,指出1959年高指標來自1958年的華東計劃會議,沒有點名地批評了柯慶施(發言刊《簡報》)。說彭總的信,精神是好的。
7月20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也作了長篇發言,也談到會議壓力大,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在山上,彭同張住得靠近,他們兩人有過交談。
從7月3日到10日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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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小組共發過好幾次言,當時並未引起很大議論。
圍繞彭信和《紀要》,所謂“左”和“右”兩方面的意見和分歧,才逐漸明朗。我參加的小組會上,浙江同志說形勢很容易好轉,如紹興一抓,雞和雞蛋都供過於求。這個發言引起葉季壯極大興趣,因為當時外貿很困難。
劉瀾波同我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住在一棟樓)
,但當時所有內情我都沒有同他談。
有天他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談到,毛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跟他一起二十年,還是一介書生。使我想起廣州會議時,毛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時說: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得要死。
(這次會喬木等沒有參加)。我連忙將柯慶施的話告訴田家英。田說,毛對喬木,是既愛之又惡之。田跟我談到,他們的估計,“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和李井泉掛帥,他們攻《會議紀要》,攻彭總的信,也攻周惠,這些都是由他們發動的。正在這幾天緊張交鋒之中,一天吃午飯時,陳正人將彭的信指給我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指誰?為什麼說“有失有得”?
“得心應手”這些話還不是有所指的。陳對我說這些,也許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發言得罪了柯慶施。這時許多說法都傳出來了,說彭的信刺很多,許多話都是影射主席;“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的提法是路線性質問題,路線錯了,要換領導才能改正錯誤;書記處的人,“左”
、“右”一半對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組發言,說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話;彭總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等等,也傳出來了。
毛澤東當時除找我們談過兩次話外,當時還找各大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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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
責人談過話。究竟柯慶施等怎樣在他面前攻擊彭總(以及我們這些“右派”)
,詳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這時肯定沒有交換過意見。有以下二事為證:7月20日左右,晚上跳舞時,我坐在總理的旁邊,我問總理:你認為彭總的信怎麼樣?總理說:那沒有什麼吧。意思即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
我的記錄本上,7月20日記有少奇提的三個問題:1。
(1958年)是“左”傾錯誤還是右傾錯誤?
2。
去年三個月時間,是否犯了路線錯誤?
3。
1300萬噸是否右傾?
300萬噸是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