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語：“此類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獨我國，西洋亦有之。”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錦熙的長信中，關於這個問題尤其說得明確：“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這裡的西方思想，顯然是指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可見毛澤東對待西方文化的觀點，已超過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的認識水平。
關於毛澤東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最主要之點，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
他的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決的革命精神，可以說是同他追求真理之心同時俱生、與日俱增的。從對待社會、國家、世界，直到家庭、學校、師生關係，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除舊佈新”
的思想。
他時時刻刻關心國內與世界形勢的變化；他從不畏懼嚴峻的實踐與鬥爭。雖然前面敘述的還只是他學生時代的一些活動，但從這些活動中，不論是參加辛亥革命當一名新軍的列兵，或是在學校中反對袁世凱的帝制醜劇，帶領同學繳北軍的槍械，還是為追求真理而頑強學習，尤其是團結同志成立新民學會這樣的戰鬥團體等等，都可以發現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他這時已表現出一個真正革命家的品質。
正像恩格斯對馬克思所作的評語：“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
鬥爭就是他的本分。“
五四運動以前，進步的思想界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是很模糊而且謬誤很多的。
例如陳獨秀在１９１４年寫的文章，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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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印度亡於日本、英國後，據說“百政俱興”
，比之中國的混亂似乎反而是值得欣羨的：“亡國瓜分，亦以為非可恐可悲之事”。
直到五四前夕，他還承認日本可以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對巴黎和會更是存在著許多幻想。毛澤東當時究竟是怎樣“明確無疑反帝國主義”的呢？
請看這個２３歲的青年學生的革命立場何等堅定，對國際政局又分析得何等透闢，對形勢的預測又是何等準確。
下面是前面引用過的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致蕭子升信中論中日關係前途一段的具體內容：“此約（按指”日俄協約“）業已成立，兩國各尊重在滿蒙之權利外，俄讓長春濱江間鐵路及松花江航權，而日助俄以槍械彈藥戰爭之物。
今所明布者猶輕，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見也。
大隈閣（按指當時日本以大隈重信為首相之內閣）有動搖之說，然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於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駸駸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吾之內情，彼盡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內狀，吾人寡有知者焉。吾願足下看書報，注意東事，祈共勉之，謂可乎。“這封信是１９１６年寫的。對照陳獨秀在五四前夕對待日本的態度，他們之間的差距多麼明顯！
關於必須用革命手段以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的政治觀念，這個青年學生當時是極其鮮明的。
《倫理學原理》書上有這樣一段話：“傳統足以阻革新之氣，而過去足以壓制現在，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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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之能力，積逐漸消磨，而此歷史界之有機體，卒不免於殄滅。“他在這上面鄭重地批道：”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
接著他用變化日新的觀點，論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各種現象只有變化，並無生滅成毀也，生死也皆變化也。既無生滅，而只有變化，且必有變化，則成於此必毀於彼，毀於此者必成於彼，成非生，毀非滅也。生於此必死於彼，死於彼者，必生於此，生非生，死非滅也。吾嘗慮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
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
這段批語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