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哲學思想引申出極其重要的政治觀點。
像“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
,以及“時時滌舊,染而新之”
,這些話表明了他的堅決的、徹底的革命精神。這裡沒有任何改良主義思想的痕跡,對現存制度不存在任何幻想,首先就說要“改建政體”
,即認為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這是改造的首要之舉。
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相對主義哲學,特別是佛教哲學中關於“劫”關於“成住壞空”的發展觀等等的影響。到底中國的改造怎麼辦?走一條什麼道路?這時的《新青年》並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它除了一般的民主政治口號之外,至於如何實現這些口號則提不出任何具體辦法,多數人還倡言不問政治。
陳獨秀在五四前夕發表了許多激憤的議論時政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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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當時的南北對立、軍閥割據、政黨傾軋、武人專政的局面,實際上是一籌莫展,只是提出一些枝枝節節的改良主張,如廢督、裁軍、開國會、定憲法等等,甚至提出過由北洋軍閥、進步黨、國民黨“平分政權”
,“請外國干涉”之類的荒唐主張。雖然毛澤東這時也還提不出“再造之”的具體辦法,但是他是極不贊成這些“枝節”的改良辦法的,而認為政治、社會制度不根本解決,這些都是“贅疣”。很顯然,他那時思想的焦點是在尋找正確的革命理論。
1917年長信中鮮明地反映了這種思想,儘管這還是唯心主義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汙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