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枝，提出如果解放區問題談不出結果，就不能發表公報。不過，他向中共方面保證，無論談判成功與否和發不發公報，毛澤東隨時可以返回延安。赫爾利說完後，便蠻橫地要求周恩來馬上請示毛澤東作最後決定。並於21日向毛澤東提出如不照此辦理談判就要破裂。赫爾利這些話，如同最後通碟一般。毛澤東抑制了憤怒，從容不迫地用八個字來回答：“問題複雜，還要討論。”並指出：軍隊國家化，國家要統一，我們是完全贊成的，但前提是國家民主化，軍隊和解放區不能交給一黨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還要討論、雖然目前有很多困難，但總會想出克服辦法的。我們不主張破裂。
在會談中，毛澤東還表示，中共不拒絕蔣介石關於中共軍隊編為20個師的提議，但還要作進一步的考慮。這實際上還在準備作一定讓步。毛澤東還將靈活性和原則性巧妙結合起來，一方面，他接受了蔣介石給中共增加四個師編制的建議，另一方面，在解放區問題上卻拋回去了一個軟釘子。赫爾利是色厲內茬的，面對毛澤東之天衣無縫的回答，他只好無可奈何地表示，要是當初按照《延安協定》（除聯合政府的名詞不要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就好了。赫爾利在談判中舊事重提，充分反映了他那窮途末路的淒涼心情。也許是心有感應吧，他這次回國後不久便被杜魯門解除了大使的職務，此後，他再也沒能踏上中國的土地。毛澤東對這位前美國駐華大使的印象也是再壞不過的了。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談到赫爾利的惡劣表演時，曾氣憤難平地說：“美國政府、魏德邁、赫爾利，對我們很壞。
在談判陷入僵局期間，周恩來等中共代表與文化、婦女。產業。新聞各界及各黨派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共談判的真實情況，闡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指出談判停頓的責任在國民黨。經過周思來卓有成效的工作，各方人士瞭解了事情的真相，認為中共已仁至義盡，不能再有讓步。否則，不僅是中共的損失，而且也是全國民主力量的損失，其他民主黨派及地方實力派將同感威脅。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提出，今後應改變談判方式，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會議來代替現在的國共談判，立即結束黨治，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等。他們紛紛指責國民黨，為中共鳴不平，從而使國民黨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動。
在對中共施加壓力後未能奏效的情況下，蔣介石本人也亂了方寸。他感到如繼續對中共施壓，最終只能導致和談破裂，如果和談破裂對國民黨未必有利。戰後蘇聯的動向，尤其是中共如在東北發展，令蔣介石憂心仲忡；美國的態度同樣令他放心不下。為此，他在9 月20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俄國對‘共毛’之袒護，幾乎以此為奇貨，預備製造其傀儡，美國矇昧，且為之保證，殊為可嘆！此時俄國是否因此藉口毀滅其盟約義務促使蒙疆內侵與久踞東北？又美國輿論與政策，是否因之改變，棄絕我國不再予以接濟乎？中共因之‘叛變’，其能有成乎？”
可見蔣介石十分擔心重慶談判的結果很可能會直接影響美、蘇兩國的對華政策。如果這次和談不歡而散，蔣介石必然承擔主要責任，如此無論從國際或者國內對其都不會有好印象。總之，無論從哪方面考慮，蔣介石都不敢過於造次，把事情做過了頭，導致和談破裂，他無法向世人交待。
其實，國民黨使談判陷於擱淺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恐嚇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並非真的使談判中止。當赫爾利親自出馬向毛澤東施壓無效後，蔣介石已經意識到，中共再作大的讓步已無可能。所以到了9 月25日，國民黨方面由張群出面主動向周恩來表示要重新談判，繼續就雙方僵持的政治問題和解放區問題進行談判，這樣一來。僵局便打破了。
從9 月27日起，重慶談判進入最後階段。雙方在這一階段共進行了四輪會談，並取得了如下進展：（一）軍隊整編問題，認為中共軍隊縮編為20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商定由軍令部次長劉斐、軍政部次長林蔚和第18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組成三人軍事小組，具體磋商全國軍隊之整編問題；（二）解放區問題，雖未達成共識，但同意繼續商談；（三）國民大會問題，。同意提交政治會議解決；（四）政治會議問題，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社會賢達推薦代表出席，代表人數原定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及社會賢達各9 人，但青年黨要求獨立參加政協，後經周恩來斡旋，重新確定的名額分配比例為：國民黨8 人、共產黨7 人、民主同盟9 人、社會賢達9 人、青年黨5 人，共38人。
鑑於國共談判已取得部分進展，同時考慮到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