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決定和行政處罰是：追繳應繳稅款106。08萬元，罰款81。33萬元。是不是毛阿敏被罰了81萬元錢，就不用服刑了呢？
這兩件事例最典型反映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法律待遇不平等，國民待遇不平等。據邵先生文章介紹，目前查處的各類腐敗分子，真正判了實體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敗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飯碗。
當前社會為什麼大量出現這種情況？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現象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呢？那就是一個國家僅僅制定了法律還不行，還要切實遵守和執行。那麼中國為什麼今天出現這麼多有法不依的事情呢？這也是值得探討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國是人治傳統深厚的國家，法律從來都是約束治理老百姓的。所以，從習慣上講，這種國家有著濃厚的特權意識和不平等待遇意識。一旦在權和錢方面拉開了距離，待遇也就發生了變化。法律待遇往往是對窮人一個樣，對富人一個樣；對當官的一個樣，對老百姓一個樣。在權大還是法大、錢大還是法大方面，中國人今天始終沒做出明確的選擇。
面對這種現實，除了在加大立法和立權方面的工作，另外需要做的就是觀念的改造和習慣的改變。我認為一個國家最強大的不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是思想觀念和風俗習慣。幾千年流傳和形成的行為習慣是最難改變的，其影響力要遠遠大於制度。不要看今天的中國人穿著西裝扎著領帶，或者穿著警服戴著大蓋帽，一副現代派頭，但如果從靈魂中、從心靈深處剖析，仍和當年留著長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的封建時代沒多大區別。這就是民主、法制和公平、平等難以在中國實施的根本原因。
因此筆者認為，治國首先要治心。我們的法律工作者、經濟工作者、人文科學工作者還要在改造我們國民的心靈、靈魂和生活習慣上下工夫，還要在培養民主精神和民主習慣上面下工夫。習慣是需要花時間來培養的。民主法治的習慣沒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培養，是很難在一個國家形成的。沒有精神習慣、思想習慣的轉變，就難有司法和行政習慣的轉變。
因此，中國今天的社會始終沒走出思想啟蒙時期，說白了，就是我們距離真正的民主政治還差很遠，還要在觀念深處打破禁區搞突破。談國民待遇實際上就是談公平和公正。這些年筆者主要是搞經濟觀察，關注發展比較多，談論公平比較少。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觀察視角和興趣也發生了一些轉變，並且越來越感到沒有公平的待遇，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成問題的。中國當前重要的問題還不是發展問題，而是確立意識形態的問題。只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才有明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由於職業的關係，本人的寫作風格和模式肯定與學院派的先生們不同。職業不同，所追尋的目標往往也不同。學者們出書為的是評職稱，為的是給圈內的同行們看。學者們出書是為了顯示看了多少書，有多少出處和註釋，就意味著看了多少書，做了多少學問。所以，一本書下來，註釋部分能佔三分之一的篇幅。
本人寫書與職稱毫無關係，與頭銜毫無關係，只是探討一些自己想談的事。引經據典式的研究留給學院派的學者們去搞吧。本書關心的更多的正在發生著的事實，研讀的更多的是社會這部大書。可能這就是本書的風格。
在我的床頭擺著兩本書，一本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一本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兩本書都是自己喜歡的書。但就風格來說，我更傾向於《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有的地方語言和思想精彩之極，但內容部分無一處註釋，頁面素樸無華，只是在文章後面加了一些說明。而《論法的精神》，每頁的下面都是注，有時註釋的部分能佔到小半頁。同樣的學者，同樣的學術著作，到底要怎麼寫？很值得當今中國學者思考。
由於工業和科學的高度發達，人類的語言也跟著發達到一種難以理解的專業化程度和抽象化程度。現在有些學科的語言已經非常難懂了，已經演化成完全的抽象文字元號。一些所謂的最高權威們就是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抽象語言在製造一個個學術王國。寫起文章來就是搬弄詞語，特別是搬弄國外權威的話語。似乎不引用一下某個外國專家的話就顯示不出自己的學問。當一些大師級的權威津津樂道地噴吐那些玄而又玄的專業術語時，那些還沒進入這個王國大門的年輕人往往以能運用這些符號話語為榮耀。直到他們講出來的話讓老百姓看不懂，直到自己以為所做的學問已經高深莫測。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理論學說繁多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