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勞動群眾部分集體所有制的半社會主義經濟。
在1954年，私人企業仍然存在，當時還沒有進行公私合營，還沒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資本家還仍然還可以經營生產。但沒過多久，資本家便開始敲鑼打鼓地與國有經濟進行公私合營了。到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資本家待遇便徹底消失。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學校裡開始流行成分論。我們班有的同學被冠以小業主的子女，實際上其父母經營的就是公私合營式的店鋪。在那個時代，小店鋪業主也成為被歧視的物件。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經濟成分只剩下了這兩種。個體經濟萎縮到極小的一部分。在1975年重新制定的憲法中，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只剩下全民和集體兩種，雖然仍然允許個體經濟合法存在，但明確地給予了很大的限制。這就是在那一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在經濟上的國民待遇。
1954年憲法被稱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現。它與辛亥革命之後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制定的幾部資本主義型別的憲法有重大的區別。當時中國政府在制訂這部憲法時，確實非常重視。據人民大學法學教授逄先知先生講，那一年正值南方地區發大水，武漢地區的議案和徵求意見稿都是用飛機運到北京的。這部憲法廣泛徵求社會意見，光是討論提案共有116萬件。但是，沒有過多久，這部憲法就被棄之一邊，打入冷宮。憲法中所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和待遇形同虛設。
1955年，在憲法頒佈後僅一年，便爆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許多人被牽連進去。這是建國後以言定罪的第一起，公民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遭到了嚴重破壞，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被剝奪。我的大學同學在人民日報社工作的李輝曾寫過關於胡風的書。令人驚訝的是這位當年如此受迫害的老人今天仍然健在，不過經常是躺在醫院裡。
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更是對公民的言論權利和思想權利給予了沉重的打擊。剛剛制定的共和國憲法遭到了無情的嘲弄。在反右運動中，一批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不僅被剝奪了言論自由，還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一些人被拘押，被逮捕，還有一大批被送往東北荒原上進行勞動改造。
新華社的老記者戴煌先生就是被送往北大荒進行勞動改造的一個。記得1998年當我看完他寫的那一段經歷《久死一生》之後，內心感到了極大的震顫。那種對生命脆弱的體驗是我有生以來讀了那麼多書從來沒感覺過的。所以如果有人問：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品在哪裡？我毫無含糊地告訴他：在中國。不要迷信什麼諾貝爾獲獎作品，中國人切不要妄自菲薄，最偉大的作品今後必將出自中國。因為再也沒有象中國這樣生活豐富的國家了。生活的源泉和砥礪必將迸發出偉大的思想和火花。
不過，1954年的憲法為什麼能被置之一邊，為什麼什麼作用也不起？這一點是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據說國家副主席劉少席在文革中被迫害時拿出憲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受憲法保護。但這絲毫沒阻止他於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一間冷寂的房間裡悲慘地死去。
與此同時，中國大地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人民群眾對偉大領袖的熱愛達到了極端。焦裕祿的女兒被毛主席接見並與偉大領袖握了手，於是這隻手便成了一隻幸福的手。回來後周圍所有的人都要同她握手，直到握得她累得實在無法支撐。待遇是領袖給的，一切都是領袖給的，領袖的作用淹沒了一切。
我總在思考：為什麼在中國，人的力量這麼巨大？法的權威這樣弱小？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熱衷於領袖崇拜？為什麼毛澤東在1957年春天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轉眼就發動了反右運動？答案只能是封建傳統深重。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殘公民權利和國民待遇的極端運動。在那一場政治大迫害當中，首當其中的遇難者便是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其次是解放前的剝削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這是一場人為的階級大報復。一些人的基本權利和待遇被剝奪。但被剝奪了正當待遇的階級和集團要維護喪失的權利和待遇，被迫害的“地富反壞右”要拼命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於是便產生了所謂的“階級鬥爭”。剝削階級要恢復失去的天堂，無產階級要鎮壓剝削階級的企圖和反抗。在這一場爭取待遇和維護待遇的爭奪中，中國度過了改革開放前殘酷鬥爭的30年。
爭奪的核心是財產所有權，是所有制，公有制還是私有制，誰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