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89）——事實上，國民黨六十年來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訓」過「政」呢？到目前為止，國民黨自己還不是在繼續「受訓」嗎？
至於列寧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統一」。統一後的蘇聯，除了個偉大的軍國主義之外，又搞出些什麼名堂來？列寧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壞了帝俄的封建專制制度。把這制度打碎了，怎樣建造出一個富強康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來，列寧並沒有留下藍圖。他的老師馬克思也沒有講個明白。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於馬上得之，不能於馬上治之。」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智慧與機運並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七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孫中山的「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個「馬上得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作用是「武力統一」和「槍桿出政權」。這階段一旦從歷史上退去，馬上既不能治之，則下馬而治之，就得找出個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才是正確路線（90）。
現階段也應有個主題
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毛遂說：「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國發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階段已逐漸過去，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制度來，下馬而治之才好。
註釋：
（1）見本書第一冊第一篇。這篇二十六年前所發表之拙作，自覺可修正之處甚多，然「階段性」這一假設，則個人看法至今未變也。
（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人類所理想之社會。可以一蹴而幾 ，而不知人類社會之進化是沒有什麼「最後階段」或「最後型態」的。在中國思想界，首先介紹此一概念的便是孫中山。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辭上，便主張「畢其功於一役」。見《民報》第一號，一九〇五年十月，發行於東京。
（3）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稱孫文為「國父」，見當時政府《公報》及各報章。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五七）及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三）第一冊，均有記載。稱中山為國父，早於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時之哀思錄等均已倡之，見伍達光編《孫中山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為「私諡」。政府明令則始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4）筆者遍翻《國父全書》、《孫中山全集》、《選集》、《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札》一類書籍，孫氏除少數帶有機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檔案，悉用「孫文」。滿清及袁世凱對孫公之通輯令，亦用「孫文」。參見《清德宗實錄》第五冊頁三四二九。
（5）見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頁一五。
（6）見《梁任公年譜長編》（臺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上冊頁一〇三、一四〇；並見前注吳書頁二三七。
（7）《團結報》（北京政協發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紀此事。
（8）見注（4）。
（9）見《孫文學說》第五章；參閱《國父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頁一九。
（10）見魏源撰《海國圖志》序。
（11）張之洞是魏源之後新派的發言人。他所主張的「體」、「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不限於西洋之科技矣。
（12） 梁啟超認為他和其老師康有為雖同主張「變法維新」，然渠已比其老師託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壇醋的西式君憲論又邁進一步。參見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兩章。
（13） 孫文提出這口號是在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創立之時。從魏源到孫文，西化發展，階段分明。
（14） 楊衢雲（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謝續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於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輔仁文社」實早於「興中會」二年。後兩會會員以旨趣相同， 會員背景相同。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併，會名沿用後者，以其名稱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璽天德」（「總理」或「總經理」）一職。則由楊衢雲擔任，可能因為楊在香港居住較久，會中友好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