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
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
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
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
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
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群眾
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
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瞭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著蘇聯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
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裡一致地改正過來。
複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亦系形成全民對外
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
勉強地予以聯絡，並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
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
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為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
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為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
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
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
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尚擔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
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為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
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
命精神發揚之例項。尤有進者，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
一發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
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為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
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
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
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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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為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
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
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
共產黨本身組織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群眾基礎，它已起了質
的變化，已經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
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為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