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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陸小祥的悲劇理解為人道主義思想與不人道的社會政治的衝突還不至於大錯的話，那麼，我還要說，“我”的離棄丈夫、公婆、雙親而出走，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真正的有意義的生活的追求與庸俗寡談人生的衝突。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以至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從而作出出走的決斷，這不是某一社會所獨有的現象，而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的解決。我們也不必諱言在我們這個新的社會制度或新的歷史時期存在著這樣的悲初；也不必把文學作品裡寫了這樣時衝突和悲劇就上綱為為社會主義抹黑。陸小樣的悲劇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闖三十里長堤，在為迎戰暴動的犯人而組織的敢死隊裡所表現的英勇豪氣，揭露馬盛利醫生在震後見死不救時的血氣方剛，為埋葬劉成德的父親而慷慨地獻出自己準備結婚用的大立櫃，由於揭發了秦文忠而導致秦文忠被捕之後的心理的矛盾與自責··。
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協調的思想、品德、因素、舉動，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謬誤的排拒，是人道主義的處世思想；而這些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即以階級鬥爭為綱相牴觸的，最終是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的。十年之後，“我”的出走，也是個人與社會衝突的一種表現，不過，這次的衝突同小祥與社會的衝突，性質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筆下，“我”的追求是相當源俄的。但可以看出，“我”時時把現在的丈夫與小祥放在一個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學當作自己的追求與哲學，於是就對繼平的庸俗（亦即社會的庸俗市儈傾向）產生了厭惡，從而使家庭生活出現了斷裂。既使作為肉體的小祥已經在這個現實世界上不復存在了，但作為精神的小樣卻在她心靈中永存。不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熱情，他的倔強粗野，他的羞澀侷促，而且還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壓而犧牲人與人之間的純厚的情誼和了解，為人民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社會責任感，時刻都成為在“我”胸中湧動著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繼平身上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寧可辭掉醫生的職務而到中外合資的大飯店裡做按摩師以獲取更多的錢的委瑣而庸俗的靈魂。也許她是一個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對市儈主義的鄙棄卻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誕生的一種時代意民小說在這方面的畜藥顯得太少戶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為深刻的原因，這不能不是一個減弱了作品的現實感的缺憾。
（死於青春）所採取的敘事方式，決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序列而結構情節的寫法，時不時插入一些敘述者的心靈的剖白。這種敘事方式使故事比較集中，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贅疣，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把敘述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的波瀾公之於眾，溝通了讀者的感應的心絃。作者也注意克服這種敘事方式所帶來的一些侷限，在可能的場合和關節擴大自己的畫面，包容更為廣泛的社會關係。小說比較充分地揭示了各種不同型別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物，如孔局長、肖科長。孔局長是左的思想和權位觀念合二而＿的代表人機在他銷＿頭腦裡為人民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被歷史的風雲驅趕得蕩然無存了。這種人物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一種市儈，但屬於官僚市儈型別的人物。如果說這種人物還有什麼獨創性的話，那就是對一切事物的判斷與處理要以不損傷他的地位為前提，否則他會翻臉木認人。黃朝英的抗震模範就是典型的一例。陸小祥從群眾中發現了黃朝英的先進事蹟，得到了孔局長的首肯，他認為他的轄區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使他臉面增光的先進典型。但當陸小樣經過詳細調查，終於發現黃朝英是個假典型，並大膽地予以否定時。孔局長卻感到這樣一來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寧可將錢就錯，欺騙國人，以求個人仕途的平安。這還不算，從此而導致了陸小祥被關押審查的悲劇。這個人物在新時期文學中固然不是新的貢獻，但在這部作品中出現，卻是重要的、木可或缺的。肖科長作為一個藝術形氛並不能給讀者留下較為深刻的印氛他是作為陸小樣、“我”和孔局長、洪場長之間的潤滑油的角色而存在的。在考慮自己的升遷上，他與孔局長是有共同性的，但他還較為通達，木象孔局長那樣陰險到成為一個“政治動物”。洪場長是一個地方幹部，具有實事求是、苦幹實幹、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質，他以一心為公而與孔局長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在轉彎抹角地進行著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敘述：“清河農場的幹部之間，以兄弟姐妹相稱的隨處